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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職分內，有了功勞，他是頭一份；出了差錯，都是具體辦事人的。這正是官文做官的訣竅。”一番話說得這樣的一針見血，大家都開心地笑起來。
”至於左季高，以他的脾性，很可能會反對此舉。不過，左季高畢竟不是官文之流。他識大局，有遠見，懂得建海防水師的重要性。我想，只要跟他說清楚，他也不會盲目反對的。萬一他硬要說我們是私心，也不怕，大家都同意，他一人的力量究竟有限。””雪琴的想法很好，不過，這個摺子我不能上。我提出裁撤湘軍，還說一個人都可不留，現在又說要把長江水師改為經制之師，難以自圓其說，還是請雪琴給太后、皇上上個摺子。”曾國藩望著彭玉麟說，”你看如何？””好，我直接向太后奏請。”彭玉麟答得很痛快。
”恭王府那裡最好派一個人去為好，有些話不便明寫。”隔一會，曾國藩又想起一件事。他腦子裡浮現當年派康福進京的往事，嘆息康福已死，身邊缺少這樣一個文武雙全的人才。
”大人，可以派薛福成去。”黃翼升說，”這個人聰明靈活，兄長又是專給王公大臣看病的名醫，派他去最合適。”是的，薛福成是個合適的人選，他雖然缺少康福的武功，但在京師，靠著兄長的特殊身份，他又比當年康福有利得多。
”左季高那裡是寫信，還是派人去？”曾國藩自言自語道，那神態看似頗有點為難。
”左季高目前正在杭州，我自己去走一趟。”彭玉麟自告奮勇，”好幾年沒見面了，我還蠻想他哩！””太好了！其它幾位總督那裡，就由我寫信。長江水師的事有雪琴料理，真比我強多了。”曾國藩放下心來，他佩服彭玉麟的經緯之才，又感激他的仗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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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玉麟親自為長江水師的改制寫了一份摺子。先簡述長江水師自組建到壯大的過程，歷數它十多年來的重大戰功；然後轉筆寫自道光中葉以來海疆不寧，屢遭侵襲的慘痛歷史，從中得出建立強大海防之師的重要性；繼則寫長江水師組織嚴密，將才眾多，裝備精良，戰鬥力強，已初具海軍規模；最後講自己本擬終老退省庵，現在決心為建設大清王朝自己的海軍不辭辛苦，再度出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通篇奏摺立論光明磊落，無懈可擊，洋溢著為國遠慮、為君分憂的耿耿志士忠心，全無半點要儲存一支屬於自己的武裝的私心雜念。曾國藩看後擊節讚歎。他覺得這篇奏摺是如此地卓爾不群，簡直為自己所有的奏章所不可及。有這樣一份摺子奏上去，誰還能有理由阻止長江水師的改制呢？他對著奏章沉吟良久，始終不能從兩種推測中把握一種：究竟是彭玉麟聰明絕頂，善於以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掩蓋自己的私人目的呢，還是他的確胸中充塞著憂國憂民的浩然正氣，至情所激而發為至文呢？不過，有一點是曾國藩最後所確認的，那就是無論是出於前者還是出於後者，他都自嘆不如！
曾國藩由彭玉麟這篇奏疏得到啟發：如果將道光中葉以來，洋人與我們海上接仗的歷史如實地排列出來，把它作為這個奏疏的附件的話，它將會以慘重的教訓使閱讀此奏者，更為清醒地認識到建立海軍的必要性，而不得不從心裡贊同長江水師的改制。
兩江總督幕府有的是這方面的人才，以汪士鐸為首的編纂處立即組成。他們苦幹了七日七夜，終於編成一篇四萬字的《華夷海戰三十年大事記》，並謄抄兩份。一份存底，一份連同彭玉麟的奏疏，由薛福成親自送到北京恭王府。
大銜借補小缺之事可參見王之春著《椒生隨筆》：”江督曾公國藩奏武職各員大銜借補小缺，前經奏準，嗣經部駁。此次奏補長江水師各缺，甚至以提鎮之銜而借補千把之缺，以入營之資格極久，列保之次數較多，而家中貧寒如故，情願一小缺為終生衣食之資。統計各省軍營保至武職三品以上者，不下數萬人。將來軍事大定，各路撤兵，此項有階無缺之員，難保不滋生事端。同治三年，沈葆楨請安置此項人員，自提鎮至都守，照實缺例給予俸銀米石。飭下臣議，臣以糜費太巨，未經議準。或每年將借補者酌補六七成，序補者酌補三四成，截至同治二十七年止，此後仍按班序補。請旨將綠營將備借補小缺一案，一併飭部核議。見同治三月京抄。”果然如曾、彭所料，這篇奏疏連同附件引起了恭王奕訢、軍機大臣文祥等人的高度重視，連兩宮太后也為之動容。恭王建議，為慎重起見，命軍機處將彭奏和《大事記》一併發給直隸、陝甘、四川、閩浙、湖廣、兩廣、雲貴各省總督，要他們就此事各抒己見。這時，彭玉麟也親赴杭州遊說左宗棠。出乎彭玉麟的意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