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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湘軍的再次大敗和河防之策的徹底破產，給官文抓到了報復的把柄。官文現在處於極為有利的形勢：京師本來就有一大批曾氏兄弟的反對派，他們之中一部分出於正統觀念，認為一家兄弟兩人手握重兵，位居督撫，且功蓋天下，不是國家之福，儘管有裁軍自抑之舉，仍是隱患。這中間有滿人、蒙人，也有不少漢人。一部分是嫉妒眼紅。這中間多為滿蒙親貴，自己無能，卻又不讓別人發揮才幹，便以漢人宜防的祖訓，不斷地提醒規勸太后、皇上。現在曾氏兄弟軍事失敗了，這兩部分人自覺地結合起來，要求朝廷乘機制裁他們一下，以示天威而杜異心。官文字人位高權重，錢多勢大，他並不買曾國藩密保的賬，指使、收買一批言官上書彈劾，要求朝廷收回欽差大臣之命，罷曾國藩的兩江總督之職。就這樣，短短的半個月內，曾國藩一連線到軍機處寄來的兩道嚴責上諭和御史穆輯香阿、阿凌阿等五人措詞強硬的參劾抄件，面臨著帶兵十多年以來，直接針對他而來的最險惡的政治形勢。五十六歲的曾國藩，在經歷過一番極度的痛苦之後，頭腦異乎尋常地冷靜下來。
他反覆對河防之策進行自我檢討，又重新翻閱《明史》，細心研究明末官軍對付高迎祥、李自成的辦法。高、李的部隊是繼黃巢之後，最有成就的流動作戰的軍隊，明朝官軍將領們，包括能幹的楊嗣昌都無法對付，大明王朝最終就栽在李自成的手裡。這中間只有一個人最有本事，那就是孫傳庭，而孫傳庭的制勝之策便是圍堵。捻軍也是流寇，而自己所採取的沙河、賈魯河、淮河沿線包圍的戰略，與孫傳庭的辦法是一致的。曾國藩堅信河防之策是正確的，決不能因一次失利而予以否定。但現在朝野一片聒噪，似不給他以總結教訓再決勝負的機會。對於這個現象背後的一切，曾國藩洞若觀火。他不再像咸豐初年初出茅廬時的一味蠻幹，硬拚到底，也不再像打下金陵後成天如同履薄臨深，為防功高震主而不顧一切地自我裁抑，他這次要跟朝廷軟頂一場。
曾國藩用的依然是老子以退為進的辦法。他借病重難速痊為由，上疏太后、皇上，請開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之缺，並請另簡欽差大臣接辦軍務，自己以散員留營效力，不主排程。又附片奏河防失敗，剿捻無效，請將一等毅勇侯封爵登出，以明自貶之義。
奏疏擬好後，趙烈文、汪士鐸、薛福成等人都勸他不必如此。擔心朝廷會像咸豐八年那樣順水推舟，全部接受。曾國藩執意拜發。他並非意氣辦事，他有自己的深沉思考。
捻軍勢力仍很強大，一日不平息，太后、皇上就一日不會安寧。自從僧格林沁死後，綠營、旗兵再沒有一支部隊可以獨任此事，平捻，非湘淮軍莫屬。淮軍五萬精兵，天下無出其右，湘軍陸師力量雖弱些，而二萬長江水師卻仍然是一支強大的力量。所有這些軍事力量，其實就是他和李鴻章的私家武裝。因此，朝廷目前要完全拋開他是不可能的。就是起用李鴻章為欽差大臣，湘軍水陸兩支人馬也不會服服帖帖聽李鴻章的話，還得他點頭才是。這便是曾國藩對自己力量的信心所在。即使退一萬步講，朝廷絕情絕義，不顧後果將他開缺，他也不再留戀，立即挈眷回荷葉塘。他甚至後悔，早知有今日，不如當初打下金陵就與老九一起辭官回家為好。
《曾國藩年譜》”同治五年”一節中寫道：”是歲言論劾公辦理不善者有御史朱鎮、盧士傑、朱學篤等疏，皆奉寄諭抄發。御史穆輯香阿奏督師日久無功請量加譴責一疏……是否，又有御史阿凌阿劾公驕妄各款，亦奉旨辨斥。公念權位所在，眾責所歸，惕然不敢安焉。”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位女主，畢竟不是等閒之輩。她主持朝政已逾六年，比起”叔嫂合謀”的三年前來，顯然要成熟多了。她曾經下過大力氣對朝中的大學士、六部尚書侍郎、軍機大臣，以及各省的督撫一個個地作過深入的研究。其中，對曾國藩所下的功夫最多。自道光十八年點翰林以來，三十年間曾國藩每年做的事情及年終考評密語，宮中都完整地儲存著。慈禧全部調來審閱。再加上這幾年的直接交道，儘管從來沒有見過面，關於這個為保衛她兒子的江山，立下了汗馬功勞的書生出身的漢大臣的一切長處短處，心性品行，她已有了一個基本認識。她知道，曾國藩要求開缺江督、登出侯爵云云，都不過是對朝廷的批評和御史的參劾表示不滿而已。在慈禧的心目中，這個年老的湘軍統帥和他所統轄的湘軍一樣，已經暮氣深重，不能再留在前線了，希望只能寄託在年富力強的李鴻章和方興未艾的淮軍身上。按慈禧的意思，軍機處擬了一道上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