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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大半，這是很不公平的”；1928年，浙江省省長何應欽就說“佃農終歲勤勞，三餐難得一飽；業主一次投資，子孫坐收其利。事之不公，無愈於此。”
既然清楚地主是寄生蟲，是社會的毒瘤，那麼孫中山的解決思路是啥子呢？“慢慢商量，和平解決”，採取讓農民得利，地主也不吃虧的“雙贏”方案，由於孫中山去世的時候，北伐尚未開始，他還沒來得及親自實踐這個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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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想一下，在民國時期，用孫中山的方法搞土地改革，需要什麼條件？土地嘛，肯定是涉及到每個村了，要組織人馬對全國人口和土地進行一次大普查，確定每家每戶實際擁有土地面積，然後再製定一個標準，確定地主的標準是啥，每個地方經濟發展水平不一樣，可能在西北戈壁灘，一個貧困戶都可以擁有1000畝地，但這種地一點用都沒有，壓根就種植不了糧食，連草都長不了幾根，這種地方的人，擁有1000畝地都只能算是窮人，在江浙富庶之地，1000畝地絕對算地主了，所以這個地主的標準還要統計方方面面的資料，綜合判斷之後，才能得出一個可靠的結論。
把地主、富農、中農、貧農等等劃分出來以後，按改良派的思路，需要讓農民得利，那簡單嘛，減租即可，減租之後，農民的確得利了，但地主就損失了嘛，根本就沒有讓農民得利，地主也得利所謂雙贏的方法，地主遭受損失以後，肯定要鬧事，這就需要有調解機關，做好解釋工作，穩定社會秩序。
直到今天，人口普查都是一個大工程，需要有龐大的官僚機構，變態的執行能力，能管的到每個村，實際上，直到今天，能完成這項工作的也沒幾個國家，比如印度就絕對完成不了，莫迪只能管到城裡，村裡有多少人或者是死是活一概不知，原因很簡單，印度村裡都是土邦，實行的是自治，壓根就沒有在村裡設定任何行政機構，刨除印度人的那副宗教德性，即使莫迪想在村裡設村委會一級的行政機構，也是心有餘力不足，兩個字——沒錢！
可能大家對這個沒什麼概念，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中國共有行政村總數為個，隨便列個資料哈，每個村每年的經費20萬元，中國維持村級行政機構的費用支出1383億元人民幣。
中國在疫情期間，中央一聲令下，全國就地臥倒，堅決服從命令，就是因為擁有強大到變態的行政能力，印度沒有，所以現在天天往恆河裡拋屍。
設定這些機構，需要天量的資金，還需要得到群眾的衷心擁護。
回到民國，在全國上下窮的叮噹響的情況下，憑什麼能完成全國人口普查和土地丈量工作？有村一級的行政機構嗎？沒有，只有“皇權不下縣”，村裡和印度現在似的，實行的是鄉紳自治，就是地主組織一群流氓在維持秩序，維持啥秩序？農民到期足額交租的秩序嘛，不然就拉家裡的喜兒去抵賬。
讓地主公平公開公正的主持減少土地租金的事情，聽著就不靠譜。
回到當時，能看到這點的人幾乎沒有，國民黨內一個都沒有，作為孫中山遺志的繼承者，蔣介石繼承了“三民主義”，在民生領域繼續改良之路，無論怎麼改，都逃不脫失敗的命運。
剛才說了，在當時，能看到這點的人幾乎沒有，幾乎這兩個字說明還是有人看到了，誰？當然是毛導員了，1925年12月，毛導員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明確指出地主是封建殘餘，屬於被革命的物件，1927年3月，完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表示“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汙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再次重申地主階級必須被打倒。
在對待地主階級和資本家這個問題上，雙方的矛盾產生了，國民黨搞階級合作，地主、資產階級都在“合作”之列，共產黨要搞階級鬥爭，要打倒地主階級，條件成熟還要消滅資產階級。國民黨希望維護社會秩序，商量著解決社會矛盾，共產黨要搗毀吃人的舊社會，以鬥爭改造中國，這就是雙方分歧的根本。
國內的資本家和地主害怕繼續革命，支援蔣介石反共清黨，1927年412之後，雙方分道揚鑣，共產黨在農村“打土豪分田地”，國民黨則竭力剿共，保護地主的土地所有權，繼續孫中山的社會改良之路。
這是執政理念層面，國共產生分歧直至翻臉的原因。
：()14年抗戰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