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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北洋軍老大的袁世凱面臨上面各種困難，腦袋大但沒好的解決辦法，作為老袁競爭對手的革命黨人，這是不是他們的機會來了呢？
要把這件事情聊清楚，就要往前面追朔一下，要回到清朝滅亡之前。
同盟會的成員大部分都是中小士紳家庭出身，都讀過書，接受過新式教育，見過世面，對農民起義這一套天生就不怎麼感冒，從心底瞧不起農民，沒覺得農民能幹成啥事。
尤其是義和團當初盲目排外，把洋人和洋人相關的一切都當成打擊物件，包括洋人先進的技術和社會管理模式，對於清楚洋人價值的革命黨人來說，這種行為堪稱愚蠢，因為革命黨人內心把洋人當成老師，期望透過認真學習，有一天能超越老師。
在當時革命黨人心中，洋人就象徵著文明和進步，他們就是想掀起徹底向西方學習的運動，改變中國貧窮落後的面貌；農民嘛就象徵著愚昧和落後，革命黨人壓根就沒想過要動員農民，他們覺得自己是精英，社會變革主要靠精英推動，不需要農民參與。
革命黨人不要求老百姓去革命，但對讀書人有要求，他們覺得讀書人都明白道理，他們碰到讀書人一般都要動員一下：哥們，滿清完全是中國人的恥辱，跟我們一起吧，幹掉它，建設一個嶄新的中國。
讀書人參與的多不多呢？肯定不多嘛，讀書人家境一般比較殷實，他們知道國家出現問題了，需要改變，但是他們更希望的是循序漸進的改良，而不是血雨腥風的革命，積極響應革命的讀書人的確不是很多。
但是革命黨人還是要持續不斷的發動起義，這些起義的人從哪裡找呢？這個是玩命的活，要的是不怕死的人啊。
普通老百姓、讀書人這些正常的人肯定都怕死，革命黨人雖然不怕死，但是數量太少，哪裡去找這麼多亡命之徒呢？對了，幫會里這種人最多。
幫會一般靠灰色收入生存，過的是刀口上舔血的生活，在任何時期任何國家都是屬於被打擊的物件，社會的不安定因素嘛，所以幫會成員天生就具有“革命性“，他們天生就是反政府組織。
既然大家有共同的目標，就有了合作的可能，雙方就聊上了，當然，有錢和沒錢的革命黨人採取的策略就不一樣。
在同盟會中，孫中山是最大的金主，因為兩廣靠海嘛，當初為了討生活，到海外謀生的比較多，產生了很多華僑，孫中山主要從這些華僑中籌集經費，有錢就可以收買幫會搞起義，孫中山的“興中會“就一次又一次的發動起義，”黃花崗起義“是辛亥革命前發動的最後一次起義。
光復會和湖南湖北地區的華興會就沒法搞到多少錢，只能找當地的富豪捐點，實在沒辦法，沒錢就聯絡感情嘛，比如拍拍對方馬屁啊，或者給幫會大佬講，你們以前就是反清復明的，幫會大佬可能興趣就來了，這下子就被繞進去了，這幫粗人動腦筋哪裡比得上這些讀書人呢？於是各種反清復明的神話就被編造出來了，比如天地會、少林寺之類的，於是這些幫會大佬革命的積極性就上來了。
幫會成員有什麼特點呢，典型屬於有組織無紀律，嚇唬老百姓還可以，真的指望他們幹成啥大事，那是不可能的，只能逞匹夫之勇嘛，碰上哪怕已經爛到骨子裡的清政府軍，也是不堪一擊，所以這些起義通通都失敗了。
後來武昌起義了，清政府倒臺了，這下子就開始熱鬧起來了。
雖然幫會組織在革命中起的作用不大，但他們認為自己是革命元勳，在湖南、江西、浙江、四川，這些幫會分子都是這麼想的，覺得推翻滿清有自己的一份功勞，現在應該要享受勝利的果實了。
當時社會一片混亂嘛，新得秩序還沒有建立起來，幫會分子就用自己的方式來享受勝利果實了，他們進城搶地盤，在搶到的地盤上坐天下，拿出自己最擅長的老本行，比如包娼庇賭和公開搶劫之類的，搞得城裡村裡都烏煙瘴氣。
當時湖南都督焦達峰和陳作新，他們在湖南發動起義靠的就是幫會分子，現在革命成功了，幫會分子覺得自己居功至偉，天天到都督府裡要吃要喝還要求官職，焦達峰每天在院子裡擺流水席，接待各路江湖人物，把清政府在湖南留下來的幾百萬兩銀子都花光了，還不能滿足這些人的胃口，最後焦達峰和陳作新先後被這些江湖人士刺殺了。
江西的幫會也非常猖獗，搞得前後幾任都督都受不了，害怕被暗殺，官鬥不當了就跑了，最後李烈鈞去了，他手段比較強硬，沒有慣著這些幫派分子，先把這些幫會大佬全部抓起來，然後用機槍掃射，把這些幫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