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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只是單純的團練,其實沒什麼用,咱們打的地主民團還不夠多嗎?有幾個能打的?”侯俊鋮搖了搖頭:“但清廷既然委派了那姚啟聖來組建團練,就不是單純的民團,而是要借團練之名,編練新軍!”
歷史上清末的曾國藩、江忠源等人的“湘軍、楚軍”等等,便是以團練之名編練的新軍,曾國藩本人就曾說過:“餘見近年各省當道札飭紳士團練者矣,實則有團無練,有民無兵,雖多不足恃也。”
清末所謂的“團練”,是由清廷委派官員招募組建,“團練”的經費來自清廷對各省的協餉,清廷以朝廷信用背書、以官職為誘餌對地主官紳、豪門商戶的勸捐,清廷給予的徵收厘金的特權,還有清廷和洋人協商的借款和關稅,這些“團練”和中央朝廷聯絡密切,與各地地主官紳自發組建的民團自然有著本質的區別。
後世許多人便是被湘軍團練之名矇蔽,以為只要開放地主官紳興辦團練,便可以抵禦外敵、安定地方,甚至將前明的滅亡歸咎於前明不肯開放團練,但實際上明末的團練早在天啟年間便已開放,李自成造反之後第一仗就是在白水縣馬家渡,打蒲城縣的武舉人王文昌組織的民團。
而事實證明這種團練武裝除了在保護自己家的時候有用,出了縣境就是垃圾,剛剛造反不到一個月的李自成就吊打他們,這些團練武裝碰到正規軍隊除了送人頭幾乎毫無作用,李自成勢起之後,他們就紛紛投了李自成,清軍入關之後,又一股腦地投了清軍,後世之人想象中的依靠官紳團練抵禦外敵、安定地方的情況,根本就沒有出現。
開放團練之後最大的受害者反倒是大明自己,地主官紳組建民團,自然不是一心為了朝廷效力,更多的是擁兵自重保衛自家利益,朝廷讓他們去剿匪,他們躲在莊堡裡不動彈,可朝廷向他們收稅,他們立馬就戰意高漲了起來。
原本派一批衙役就能收到的稅、拉到的壯丁,因為那些地主團練的緣故收不到拉不到,想要拉丁收稅,就得靠軍隊開過去,大大增加了收稅拉丁的成本,反倒導致明朝州縣的財政進一步的惡化。
還有許多“江湖豪傑”乃至農民軍頭目藉著團練之名暗行謀反之實,以編練民團的名義招集壯丁、武裝青壯,時機一到便舉旗造反,明廷根本無法分辨,這反倒加大了明廷圍剿農民軍的難度。
實際上,歷史上類似於這種豪強地主團練武裝的小勢力,即便發展到殘唐五代那樣巔峰時期的藩鎮,戰力大多也是堪憂的,遼太宗耶律德光在南侵失敗總結經驗之時就曾評過“朕此行有三失:縱兵掠芻粟,一也;括民私財,二也;不遽遣諸節度還鎮,三也”,分析得非常清楚,老百姓是抗遼主力,而中原的藩鎮軍閥和各種小勢力們是可以依靠的友軍。
滿清也是吸取了前代的教訓,此番派姚啟聖來贛州組建團練,不僅直接將姚啟聖連跳數級提拔為江西布政使,而且還撥給一筆經費、給了其“便宜行事”的聖旨,又從康親王麾下抽調了幾百兵馬給他作為團練的教官和中堅,明顯就是要像後世清廷對曾國藩那樣,以團練之名編練新軍,而不是真的要依賴當地那些亂七八糟的民團。
“姚啟聖此人,據鷓鴣先生和亭林先生所言,很有才幹,但是又狂傲不羈,贛州現在還有一個鎮南將軍舒恕在主持大局呢”牛老三朝著贛州方向指了指:“清廷那聖旨裡頭也沒說誰主誰副,又是一滿一漢兩個主官,怕是得先自己打起來不可。”
“這種安排,說明清廷雖然要編練團練新軍,但並沒有完全放權的打算,清廷對咱們紅營已經很重視了,但內心裡並不覺得我們紅營是比吳三桂他們更緊要的威脅”侯俊鋮早早就想明白了其中的關節:“清廷的主要精力還是放在三藩身上的,對於我們紅營,清廷已經定下了限制發展的策略,可具體怎麼限制、要限制到什麼程度,清廷實際上並沒有一個完整清晰的計劃。”
“這對咱們紅營是好事,我們還有繼續穩步發展的機會和空間”牛老三也凝眉分析道:“再怎麼說,若是舒恕和姚啟聖鬧起來,必然會牽連到姚啟聖的團練,短時間內,那些團練恐怕形成不了什麼戰鬥力的。”
“要做好最壞的打算”侯俊鋮搖了搖頭,面色有些凝重:“先不說舒恕和姚啟聖會不會鬧起來,就算兩人真的勢如水火,只要有那支團練在,咱們就得分兵看著他們,沒法安心發展,清軍的精騎和小股部隊也會活躍起來,而我們要應對那支團練,不可能再像之前那樣把大量的兵力投入到對四周的掃蕩中去。”
歷史上太平天國佔據南京之後,清軍在南京城一南一北組建了江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