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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爾哈赤創立的八旗制，使各旗的和碩貝勒（固山貝勒、旗主貝勒）擁有很大的權力，分別成為本旗的所有者和軍事統帥，是本旗之主，與旗下人員之間的關係，是君臣關係，從某種意義上說，還是主奴關係。旗下官將兵丁，都得聽從旗主貝勒的調遣，都須服從旗主的命令。
早在天命建元的前三四年（1612-1613），努爾哈赤就在進軍烏拉時說了兩句綱領性的要緊的話：“若無阿哈，主（額真）何能生！若無諸申，貝勒何能生！”
天命六年（1621年）閏二月，努爾哈赤又說：“貝勒當愛諸申，諸申須愛貝勒。”同年二十八日他又下諭講：“汗善待國人，國人對汗亦好，貝勒善待諸申，諸申亦對貝勒好。若汗知國人之苦，貝勒知諸申之苦，則諸申、伊爾根雖勞苦從事，亦無怨恨矣。”
這一系列的汗諭，中心思想是諸申必須尊諸貝勒，特別是本旗旗主貝勒為父，聽其轄束，當兵服役，納賦供稅，為其效勞。若有怠慢不恭，不要說一般諸申要遭受旗主貝勒的從嚴懲處，就是八旗官將也要罰銀降職，甚至監禁處死。由此可見旗主貝勒權勢之大。八和碩貝勒擁有這樣大的權力，是“共治國政”制產生的一個重要條件。
另一方面，選擇汗位繼承人的困難，也對共治制的出現，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努爾哈赤從一個小部酋長之子，在父、祖被殺，親族變心，部眾離散，仇敵威逼，險遭滅門之禍的惡劣形勢下，英勇不屈，幾經鏖戰，歷經千辛萬苦，才網羅了一批戰將，打下江山，建立起強大的後金國。
創業之艱辛，努爾哈赤是深有所感的，因而很早就想選擇理想的嗣子，親手教導，親眼督察，讓其迅速成長，理好國政。早在五十二歲時，他就著手處理這一重要問題。當時已經成年，能夠統軍征戰，為汗喜愛的兒子，有四個人，即長子褚英、次子代善、五子莽古爾泰、八子皇太極，前三人是大福晉所生，後者為愛妻之子，四人均已成為有權有勢的貝勒。
論軍功，論嫡長，褚英最有資格，但努爾哈赤嫌他心眼狹窄，處事不公，但若立其他人，又有“僭越”之嫌，想來想去，還是決定讓褚英執政。努爾哈赤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讓褚英得到鍛鍊，使其能學會理國治政，承擔起主持後金政事的重任，並在八旗官將兵丁中樹立起威望，以便他去世後能順利繼位。
不過褚英確非璞玉，難以雕琢，其後的表現讓努爾哈赤十分失望。在他發現褚英虐待四弟、五大臣而加以訓斥時，就講得很明白，他說：
“吾非因年老、不能征戰，不能裁決國事秉持政務，而委政於爾也。吾意，若使生長於吾身邊之諸子執政，部眾聞之，以父雖不干預，而諸子能秉國執政，始肯聽爾執政矣。”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努爾哈赤在監禁處死褚英後不久，又擇立代善為嗣子，而且明確稱為太子，告訴諸貝勒大臣，他去世以後，由代善繼位，叫代善要“善養”其繼母及諸弟。可是，由於代善本人的過失，由於有人暗中盤算和火上澆油，努爾哈赤大怒，於天命五年九月廢掉太子。
此時，四大貝勒中，代善被責，莽古爾泰生母被休，阿敏為侄，自難入選，唯一未受牽連的是四貝勒皇太極，可他畢竟還不是“中宮”之子，有此缺陷，很難為其他貝勒接受。第三個大福晉所生的阿濟格、多爾袞、多鐸，年歲太小，選為嗣子，實為困難。
因此，努爾哈赤有了讓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的想法，讓諸貝勒、眾大臣在誓言中，第一次提出了立八和碩額真，共同裁決大事。但由於各方面的原因，此事未有實行，直到天命七年才正式確定。
總體來說，正是由於八旗制度下和碩貝勒擁有強大的權勢，諸貝勒之間矛盾重重互不相下，以及無法選定合適的嗣子，努爾哈赤這才決定在他去世以後，不沿襲自己的國主獨尊的舊制，而採取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的制度。
話鋒一轉，我們來說說多爾袞。他怎麼也沒想到，一向以魯莽、野蠻著稱的莽古爾泰竟然會想出“八王議政”這個法子，還想用投票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提議，多爾袞感到有些措手不及。他知道，如果自己當場拒絕，恐怕會引起眾人的不滿和反感。畢竟，這些人可都是努爾哈赤的子孫後代，自己若是公然違抗他們的意願，無疑是給自己找麻煩。
所以，多爾袞既無法拒絕，也不敢輕易回絕。儘管滿人並不強調仁義孝道，但在這樣一個場合下，他若直接否定了大家的提議，那就等於是當眾給了所有人一記響亮的耳光。這種行為不僅會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