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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末期戰亂，很多百姓流離失所、四處逃亡，被地主豪強所控制，變成奴隸，或編為私人武裝。
這些豪強不繳稅也不上報奴隸數目，藏匿人口，暗地裡保留了很多的錢財和奴隸，導致東魏的戶口數目和稅收銳減。而且這些擁有大批私兵的軍隊不受朝廷管轄，嚴重影響到國家穩定。
高澄輔政之後，幾次派高隆之等人前去河北括戶，所謂“括戶”就是查戶口，進行人口普查。《北齊書》曾這樣描寫“又大括燕、恆、雲、朔、顯、蔚、二夏州、高平、平涼之民，以為軍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沒入其家。於是所獲甚眾”。
那時因為眾多的地方豪強私藏人口，用作自己的私人軍隊和充當家族奴隸，導致國家無法徵兵。
為此，高澄下令大肆搜尋燕、恆、雲、朔、顯、蔚、二夏州、高平、平涼等地區的老百姓為士兵，凡是逃亡與隱藏者的本人及其主人、地方的三長（即里長、鄉長、村長）和地方守令官員等均被處以死刑，被處死者的所有家人就會被沒收為奴婢。
此令一出，那些地方豪強再也不敢隱瞞，放出了大量被藏匿的人口，高澄這樣做，同時讓東魏政府因此徵召了眾多計程車兵。
這項括戶政策同時也使得國家的居民戶口增加了，老百姓回到土地上耕種，繳稅給國家，國家財政稅收也因此而充裕起來。
括戶過程中打掉了那些地主豪強，他們的財產也被充公，給朝廷提供了不少軍資，被搜出的奴隸和充公的私兵也給國家提供了充足的兵源。
對於河北一帶的豪強門閥，他們在亂世中逐漸形成了日益強大的鄉黨，高澄也對此進行了逐一的打擊和削弱。其中的一些門閥大戶，如渤海高氏、趙郡李氏等族中就有人或被貶斥或永不敘用，解除了一定的隱患。
從北魏末年開始，當時的私鹽情況就十分氾濫，官鹽產量遠遠跟不上，而私鹽則利用市場交易偷逃高額鹽稅。東魏右僕射崔暹就向高澄建議，在海濱的鹽場裡大量增加灶頭用作煮鹽。
而高澄沒有采納崔暹的建議，反而聽從度支尚書崔昂的建議，關閉鹽市，允許民間將私鹽賣給官府，只收取他們少量鹽稅。
這樣一來，那些製造私鹽的人一來不用擔驚受怕，二來又可以正大光明地賺錢。互惠互利，雙方都得益。
此法平衡了官府與私人在鹽務方面的矛盾，令雙方獲利。
經過這一番改革整頓後，東魏政治經濟開始走上正軌，勳貴勢力受到抑制，高澄作為高歡的繼承人，從此地位徹底穩固。
高歡去世後的第五天，東魏名將侯景就叛變了，因為侯景是追隨高歡起家的同鄉人，對東魏的政治和軍事都十分熟悉，因此叛變初期對東魏造成極大的傷害和動盪。
高澄聽取陳元康的建議，大膽重用慕容紹宗，一舉將侯景趕至南梁國，並趁機吞併兩淮，為東魏擴充了了二十三個州的疆土，並攻陷淮南重鎮壽陽，將疆域從淮河以北一直拓展到長江沿線。
高澄在民族政策方面較高歡開明，高歡時常勸誡鮮卑族人，他說：“漢族人都是你們的奴隸，男的為你們耕作，女的為你們織布，你們為什麼還要欺負他們啊？”
在高歡的眼中，漢族人只是鮮卑族人的奴隸，但高澄則願意平等接納漢族士大夫，並起用他們為官，協助管治朝廷。
父親高歡去世後，高澄帶領著弟弟高洋把控著東魏政權，孝靜帝元善見也知道如今是高澄當政，為了討好他，於是下旨由高澄繼任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坐鎮晉陽。
武定七年（549年）四月，高澄以大將軍的身份兼任大丞相，封齊王，並加殊禮，即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
這種特殊的禮遇是三國時期的曹操曾經享有，現在東魏天子同樣給予高澄這樣的禮遇。
所“贊拜不名”，就是說上殿的時候禮官不可以直接喊高澄的姓名；
“入朝不趨”，就是說他在朝堂之中不用像別人一樣小步快走；
“劍履上殿”，就是說他可以帶著劍，穿著鞋子上殿。這三種禮遇都是在古代十分誇張，不可想象的最高階禮遇。
作為人臣而言，高澄的權力地位幾乎已臻頂峰。
高澄成功擊潰叛將侯景，以反間計擾亂南梁，拓展兩淮和河南之地，有力團結統治階層，掌控東魏政權，對家族地位的鞏固，東魏向北齊的政權過渡貢獻巨大。
：()最牛皇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