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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西周到漢代的藝術，音樂一直是主體，舞蹈是對音樂的一種補充和抒發，是統治者教化萬民和穩固統治的重要工具，十分地嚴肅。
孔子就曾經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意思是個人的修養，從“詩”和“禮”開始，最後在“樂”中完成，也就是我們說的“樂以教化”。
東漢後期，北方遊牧民族逐步內遷，帶來了不一樣的藝術形態。遊牧民族幕天席地，追逐水草而居，走到哪裡就唱到哪裡，舞到哪裡。音樂和舞蹈是他們表達自身喜怒哀樂和發洩內心情感的一種形式。
後來又隨著魏晉南北朝近四百餘年的融合，到唐代建立後，樂舞大量吸收了外來音樂的優點和長處，初步形成了自成一體的唐代樂舞。同時隨著國力的增強和絲綢之路的興盛，在頂尖唐都長安和東都洛陽，居住著數以十萬計的西域胡商和周圍屬國的留學生，西域、大食和天竺的藝術也隨著外來胡人在中原傳播開來，和傳統藝術相互融合交相輝映。
唐初官方修訂的音樂是九部樂，依次為：燕樂、清樂、西涼樂、龜茲樂、疏勒樂、康國樂、安國樂、扶南樂、高麗樂。唐太宗貞觀年間，大將軍侯君集平定高昌國，又增加了高昌樂，共稱之為十部樂。
在這十部樂中，僅僅只有燕樂和清樂是中原流傳下來的樂曲，其餘八部都是採用周圍屬國和西域地區的樂曲改編，由此可見唐初統治者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開放胸懷。
不僅僅樂曲如此，唐代的舞蹈也帶有明顯的胡人風格，阿連舞、胡旋舞等西域流行一時。
藝術的繁榮除了國力經濟繁榮、財力充沛之外，和統治階層的愛好也息息相關。
在這方面，唐代帝王們就是典型例子。如唐高祖李淵就是“音樂發燒友”，他對於琵琶情有獨鍾，造詣之高據說可以排進全國前三。
唐太宗李世民也是樂舞高手，他根據自己平定劉武周割據勢力的經歷，大量借用龜茲樂曲調，親自監製了規模宏大的《秦王破陣樂》，再現了當時戰爭場景。
七年，唐太宗李世民制《破陣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魚麗鵝貫，箕張翼舒，交錯屈伸，首尾回互，以象戰陣之形。令呂才依圖教樂工百二十人，被甲執戟而習之。凡為三變，每變為四陣，有來往疾徐擊刺之象，以應歌節，數日而就，更名《七德》之舞。癸已，奏《七德》、《九功》之舞，觀者見其抑揚蹈厲，莫不扼腕踴躍，凜然震竦。武臣列將鹹上壽雲：“此舞皆是陛下百戰百勝之形容。”群臣鹹稱萬歲。蠻夷十餘種自請率舞，詔許之，久而乃罷。
唐太宗李世民本人對破陣樂也十分看重，他將其列為國家級慶典中必定演出的壓軸之作，表達自己始終居安思危的思想。到了武則天時期，更是將《秦王破陣樂》的演出人員增加到九百多人，向四方屬國展現出不一樣的盛唐氣象！
《上元舞》傳為高宗所創，唐代最著名的雅樂。上元三年十一月三日，敕新造上元之舞。供祠祭《上元舞》，先令大祀享皆將陳設。自今以後，圓丘方澤太廟祠享，然後用此舞，餘祭並停。又名《上元樂》，古代每逢重要節日或有重要事情發生，都要祭祀天地、先祖，由於《慶善樂》音調過於柔和，沒有殺氣，起不到降神驅邪的效果，《破陣樂》雖然殺氣重，但其韻律又不符合雅樂的要求，因此唐高宗專門製作了這首《上元樂》為帝王朝駕、祭祀天地時的專用舞曲。
帝王朝駕、祭祀天地，舞者百八十人，每人穿著繪有五彩雲朵的衣裳，象徵天地正氣。共有《上元》、《二儀》、《三才》、《四時》、《五行》、《六律》、《七政》、《八風》、《九宮》、《十洲》、《得一》、《慶雲》篇章，樂曲凝練威嚴，舞蹈緩慢莊重，每次重大的祭祀活動都奏這首曲子。今已失傳。
《七德舞》最初是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間創作的大型樂舞，旨在歌頌李世民的功德。該舞蹈融合了中原和西域的音樂元素，樂器包括曲項琵琶、笙、笛、篳篥、羯鼓、編鐘等，展現了唐代文化的多元化。舞蹈中，一百二十八名樂工披甲持戟，執纛演習，模擬戰場上的方陣，重現了軍隊征戰的壯闊場面。舞蹈分為三變，每變包含四陣，共計十二陣，與歌曲節奏相呼應。表演時，伴隨著激昂的鼓聲和胡樂，舞者們往來疾呼擊刺，場景壯觀，聲振百里，能夠極大地激發觀眾的情感，使人彷彿身臨其境?。
這種舞蹈形式不僅是一種藝術表現，更是唐代盛世文化的象徵，體現了大唐的繁榮與文化多元化。《破陣樂》的男兒鐵血征戰。
楊玉環姿質豐豔，善歌舞、通音律。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