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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變法，又稱百日維新，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具有深遠意義的政治改革運動。在 19 世紀末，中國面臨著列強環伺、內憂外患的嚴峻局勢，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人士奮起高呼，試圖透過變法圖強來挽救民族危亡，為古老的中國探尋一條走向現代化的道路。
一、變法背景：風雨飄搖中的晚清
自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國門被列強的堅船利炮強行開啟，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如《南京條約》《馬關條約》等，使中國喪失了大量的領土主權、經濟利益和司法獨立權。《南京條約》簽訂後，中國割讓香港島給英國，賠償鉅額賠款，開放通商口岸，中國的自然經濟開始解體。而《馬關條約》更是要求中國割讓遼東半島（後因三國干涉未能得逞）、臺灣島及其附屬各島嶼、澎湖列島給日本，賠償白銀二億兩，這進一步加深了中國的民族危機，西方列強在華劃分勢力範圍，傾銷商品，掠奪資源，中國的傳統經濟遭到嚴重破壞，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同時，國內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等農民起義此起彼伏，極大地動搖了清王朝的統治根基。太平天國運動持續十餘年，佔據半壁江山，與清朝政府分庭抗禮。清朝政府在鎮壓起義過程中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國家財政陷入困境。而晚清的官場腐敗現象極為嚴重，賣官鬻爵、貪汙受賄成風，政治黑暗，行政效率低下，這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矛盾和民族危機。
在思想文化領域，西方的科學技術、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開始傳入中國，對傳統的儒家思想和封建禮教形成了強烈衝擊。一些有識之士開始覺醒，認識到中國必須進行變革，才能適應時代的發展潮流，擺脫被列強欺凌的命運。在這樣的背景下，戊戌變法應運而生。
二、變法準備：維新派的崛起與活動
在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刺激下，一批具有先進思想的知識分子開始積極探索救國救民之道，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等維新派人士逐漸嶄露頭角。
康有為出生於封建官僚家庭，早年接受傳統儒家教育，但他在遊歷香港、上海等地後，接觸到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深感中國必須進行全面變革。康有為先後撰寫了《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借孔子的名義宣揚變法思想，為維新變法運動奠定了理論基礎。他認為，歷史是不斷發展進化的，中國應該學習西方的君主立憲制度，進行政治改革。例如，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為將孔子描繪成一位改革家，試圖利用孔子的權威來為變法尋找合法性依據，這種做法在當時的思想界引起了軒然大波。
梁啟超是康有為的學生和得力助手，他在《時務報》上發表了大量文章，如《變法通議》等，系統地闡述了變法的必要性、具體內容和實施方法。梁啟超文筆犀利，思想深刻，他的文章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反響，有力地推動了維新思想的傳播。他在《變法通議》中提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強調變法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呼籲社會各界積極參與變法。
譚嗣同則是維新派中的激進分子，他著有《仁學》一書，猛烈批判封建專制制度和傳統禮教，呼籲“沖決一切羅網”。譚嗣同主張實行民主政治，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他的思想具有強烈的反封建色彩，對當時的青年知識分子產生了極大的鼓舞作用。他曾說“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表達了他為變法不惜犧牲生命的決心。
嚴復翻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思想引入中國，在思想界引起了巨大震動。嚴復認為，中國如果不進行變法圖強，就將在列強的競爭中被淘汰。他透過翻譯西方著作，向中國人介紹了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知識，為維新變法提供了思想借鑑。例如，他在翻譯過程中，常常加入自己的註釋和評論，引導讀者深入思考中國的現狀和未來。
維新派人士還積極組織學會、創辦報刊，宣傳變法思想，培養變法人才。例如，康有為在北京組織了強學會，梁啟超在上海創辦了《時務報》，嚴復在天津創辦了《國聞報》等。這些學會和報刊成為了維新派傳播思想、聯絡同志、積聚力量的重要陣地，為戊戌變法運動的興起做了充分的準備。強學會定期舉辦講座和研討會，邀請各界人士參加，共同探討變法的相關問題。《時務報》的發行量一度高達萬餘份，在全國範圍內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三、變法過程：曇花一現的百日維新
18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