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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紀末，義和團運動如同一顆璀璨而悲壯的流星，劃破了晚清黑暗的天空。這是一場波瀾壯闊、震驚中外的民眾自發反帝愛國運動，以其勇猛無畏的戰鬥精神和慷慨壯烈的犧牲，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對中國乃至世界歷史的程序都產生了深遠而複雜的影響。
一、義和團運動興起的背景
義和團運動的興起絕非偶然，乃是多種因素相互交織、共同作用的結果。
自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憑藉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古老而封閉的大門，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等如同沉重的枷鎖，套在中國人民的身上。中國不僅喪失了大片領土和鉅額賠款，海關、司法等國家主權也被列強肆意踐踏。列強透過商品傾銷和資本輸出，瘋狂掠奪中國的財富，破壞中國傳統的自然經濟，致使無數農民和手工業者破產失業，陷入絕境。例如，大量洋紗、洋布的傾銷，使得中國傳統的紡織業遭受重創，許多以紡織為生的家庭失去了收入來源。
同一時期，清朝政府在政治上腐朽不堪，官場貪汙成風，賣官鬻爵現象屢見不鮮。各級官員只知搜刮民脂民膏，對百姓的死活漠不關心。為支付鉅額賠款和維持奢華的宮廷生活，清政府不斷增加賦稅，各種苛捐雜稅多如牛毛，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地方上，一些貪官汙吏巧立名目，徵收諸如“人頭稅”“田畝附加稅”等，百姓的負擔日益沉重，在這種內憂外患的雙重壓迫下，中國人民心中的怒火日益積聚，反抗的情緒如同即將噴發的火山，一觸即發。
此外，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也成為義和團運動興起的重要誘因。鴉片戰爭後，大批西方傳教士湧入中國。部分傳教士倚仗列強的勢力，在各地強佔土地、干涉司法、包庇教民，為非作歹。在山東，傳教士強佔農民土地修建教堂，引發了諸多土地糾紛。一些教民在傳教士的庇護下，橫行鄉里，魚肉百姓，甚至與地方官府勾結，欺壓善良民眾。比如，某些教民因瑣事與村民發生爭執，卻在傳教士的干預下，使村民遭受冤屈。這一系列惡行引發了廣大民眾的強烈不滿和憤怒，民間反洋教的情緒逐漸高漲，為義和團運動的興起埋下了伏筆。
二、義和團運動的發展歷程
義和團最初起源於山東、直隸一帶的民間秘密組織，如義和拳、梅花拳等。這些組織以練習武術、強身健體為名義，在民間廣泛傳播，並逐漸發展壯大。早期的義和團成員主要是貧苦農民、手工業者和失業的城市貧民，他們在生活的重壓下，對列強的侵略和教會的惡行深感痛恨，紛紛加入義和團，尋求改變命運的途徑。
隨著反洋教鬥爭的不斷升級，義和團開始從秘密活動走向公開反抗。他們張貼標語、散發傳單，揭露列強的侵略罪行和教會的黑暗行徑，號召民眾起來反抗。義和團提出了“扶清滅洋”的口號，這一口號反映了當時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強烈憤怒和反抗精神，同時也體現了他們對清政府仍抱有一定的幻想，希望能夠藉助清政府的力量抵禦外敵。
義和團在山東的發展引起了清政府的高度關注。清政府最初對義和團採取了鎮壓政策，但由於義和團的勢力迅速蔓延，且得到了廣大民眾的支援，鎮壓行動收效甚微。1899 年，清政府改派毓賢為山東巡撫。毓賢採取了招撫義和團的策略，試圖將義和團納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利用義和團來對抗列強。這一政策使得義和團在山東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勢力迅速擴張。義和團在山東各地設立壇口，如在冠縣、荏平、平原等地，團民們白天務農，夜晚習武練拳，人數不斷增多，活動也日益頻繁。
1900 年，義和團運動從山東蔓延至直隸，並迅速向北京、天津等地區發展。義和團成員紛紛湧入北京、天津，他們在城市中設立壇口，練習武術，舉行示威活動，整個華北地區陷入了一片反洋教的熱潮之中。在北京，義和團的活動得到了部分清朝官員和清軍士兵的支援，他們甚至與義和團聯合起來，共同對抗列強。慈禧太后在列強要求其歸政光緒皇帝的壓力下，對列強心懷不滿，決定利用義和團來對抗列強。她一方面默許義和團在北京的活動，另一方面向列強宣戰。這一決定使得義和團運動達到了高潮，義和團成員們士氣高昂，紛紛投入到抗擊列強的戰鬥中。在北京的街頭巷尾，到處都能看到義和團民在操練，他們手持大刀、長矛等武器，高呼“扶清滅洋”的口號，群情激昂。
三、義和團運動的主要戰鬥
義和團在抗擊列強的戰鬥中，表現出了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