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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立德看了看坐在桌上的人，平靜地說道：“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了，這是一個好事。”
“本來就是好事，當初看你把別人張學良給罵得那個樣。”葉茗得理不饒人地說道。
看著胡立德沒有說話，葉茗自得地說道：“張學良能夠放棄個人的名利，頂著全國的罵名和討伐做到這一步，還是做出了很大犧牲的，他的初衷是好的，事情的結果也是好的。你不是對共產黨有期待嗎？你看，共產黨這下不是可以名正言順地出來抗日了。國共兩黨共同抗日的局面不是開啟了嗎？”
“好啦，是我錯怪了張學良、楊虎城。”胡立德向葉茗認輸。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全國民眾的期待，當然也是胡立德等人一直的期待。
其實，這一事件的和平解決，是由國內國際大氣候所決定的，當然也與蔣委員長這些年個人的經歷決定的。在民眾眼中，蔣委員長回到南京，這一事件就算和平解決。然而，就如西安事變發生一般，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也遠非一般民眾眼中看到的和平解決那般簡單。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由歷史潮流與當前形勢所決定的。
民國十六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違背了孫中山總理在國民黨一大上提出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原則，在上海發動政變，與中國共產黨決裂，公開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由此開啟了以國民黨主導，長達十年的國共兩黨內戰。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張學良奉行不抵抗政策，蔣介石的工作重心卻是圍剿中國共產黨。而對於日軍侵佔東北，國民政府、國民黨極力推行“不抵抗政策”，卻把和平的願望一廂情願地寄託在英法控制下的國聯，希望國聯公斷、希望在英、法、美等列強的調停與主持公道。然而，國民黨並沒有期盼來國聯和列強對日軍入侵東北公允的干預。當年十二月，國聯調查團在東北一行簡單調查後做出了一個“各打五十大板”的荒唐裁判，中日雙方都表示反對，日本並藉此宣佈退出國聯。令全國民眾感到失望與困惑的是，就在國聯調停的時候，日軍軍隊悍然佔領東北全境，並在民國二十一年三月九日，扶持清廢帝溥儀，成立偽滿州國傀儡政權，開始了對東北三高官達十四年之久的殖民統治。這是後話，暫且不表。
由於大片國土淪喪，國內抗日聲浪高起，反對國民黨不抵抗政策的聲音越來越強烈，一時間蔣介石成了眾矢之的。
民國二十一年，日本人入侵東北攫取了巨大得利，為了轉移佔領東北的國際視線，在上海又挑起“一二八事變”，點燃了上海戰火。在這一事變中，駐上海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奮起抵抗，然而，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卻制定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兩面”應對策略。在這一場戰爭中，以國軍第十九路軍3.3萬人為主體的五萬國軍，在人數和裝備均處於劣勢的前提下，抵抗日軍9萬之眾的侵略，時間長達三十三天之久，最終以日軍傷亡1萬餘人，我方傷亡1.4萬人結束。由於上海的戰事直接影響到世界列強在滬、在華利益，在英、美等列強的干預下，這年五月五日，中日雙方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劃上海為非武裝區，這個協定承認了日軍可以長期駐在上海吳淞、閘北、江灣及引翔港等地，而國民政府軍隊卻不能在上海及其周圍駐紮設防；同時，將揚子江沿岸福山到太倉、安亭及白鶴江起直到蘇州河北的廣大地區，劃給英、美等列強共管。
這樣一來，短期內日本繼“九一八”事變佔領東北後，再一次沒有經過正式宣戰，透過軍事行動對國民政府不斷施壓，又一次攫取了上海的利益，實際了對上海領土的實際佔領。日本這種海盜與賭徒心態，接連得逞，更加助長了日本侵略者的侵略野心與狂妄心態。
《淞滬停戰協定》的簽訂，激起了全國各界愛國人士的強烈抗議，國民政府外交部次長郭泰祺被憤怒的抗議群眾打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民主政府於五月九日發出《反對國民黨淞滬協定通電》，號召民眾起來進行自己的戰爭，保衛中國主權與領地完整。而對於日本來說，這次淞滬戰爭成功轉移了國際視線，試探了列強對其侵略行徑的反應，擴大了日本在滬利益。當然，對日本來說，在這一時期，他們的利益重心仍然在東北，因為東北成為了日本戰略緩衝區、戰爭物資基地以及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
民國二十二年二月，日軍又乘民國內戰之機，調動重兵從東北西行南下，佔領熱河全省，冀東二十二縣，直接進犯長城沿線，進逼平津。當年六月，逼迫南京國民政府簽訂了《塘沽協定》。至此，直接導致長城抗戰失敗，民國又失去了熱河全省和冀東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