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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從一開始就成為直接的社會勞動。那時，一件產品中所包含的社會勞動量，可以不必首先採用迂迴的途徑加以確定；日常的經驗就直接顯示出這件產品平均需要多少數量的社會勞動。社會可以簡單地計算出：在一臺蒸汽機中，在一百公升的最近收穫的小麥中，在一百平方米的一定質量的棉布中，包含著多少工作小時。因此，到那時，由於產品中包含的勞動量社會可以直接地和絕對地知道，它就不會想到還繼續用相對的，動搖不定的、不充分的、以前出於無奈而不得不採用的尺度來表現這些勞動量，就是說，用第三種產品，而不是用它們的自然的、相當的、絕對的尺度--時間來表現這些勞動量……人們可以非常簡單地處理這一切，而不用著名的“價值”插手其間。”（《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348頁）。在這裡，無論馬克思恩格斯都忽略了一個問題，就是勞動者的勞動態度對勞動過程的影響，也就是說勞動者的勞動態度不同，在同樣的時間裡所創造的價值是存在很大差距的。在資本論中，馬克思談到了工作日的長度、勞動強度、生產工具的改進、科學進步、生長週期的長短、生產規模的大小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但從來未談及勞動者的勞動態度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肯定的說，在資本論的研究範圍內討論這一問題是沒有意義的，但對我們今天的問題卻至關重要。
勞動是人類獨有的能動的、有意識的活動。正如人是從動物進化而來，人的勞動也同樣是從動物本能的生存活動進化而來，從動物的本能到人的勞動，這是人類進化史上最為輝煌的一頁，因為人類對大自然的一切改造和利用都是從這裡開始的。但正如一切進步在另一個意義上說來也是一種退步一樣，人的勞動所以高於動物的本能，在於勞動是有意識的可以自行支配的活動，而恰恰是可以自行支配也就可以決定自己懶散怠惰甚至不勞動，而對動物是不需要這種擔心的。在同樣的勞動時間裡，一個勞動者積極主動另一個勞動者消極怠工，其勞動成果肯定是不同的，如果只根據勞動時間支付勞動報酬，肯定會挫傷積極勞動者的積極性。最後的結果只能是社會儲存中沒有可供分配的東西了。幹不幹一個樣，幹多幹少一個樣，我們所謂的社會主義大鍋飯所造成的不就是這樣的結果嗎？
要消滅勞動的私人屬性，就必須消滅勞動與享受的對立，使勞動本身成為享受。在消滅了勞動與享受的對立的社會里，如果有誰再說什麼勞動報酬，談什麼等價交換，那就是笑談。正如馬克思所說：“在共產主義社會高階階段上，在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後；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手段，而且本身成為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後，--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限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12頁）
也許有人會問，勞動與享受的對立怎麼可能消失，勞動怎麼可能成為享受呢？消滅勞動與享受的對立，對我們現在的人們說來，確實是很難想像的，但決不是不可能的。一個頭腦最為簡單的人，也能夠明確的告訴你對他說來何種活動是勞動何種活動是享受，但是，單純的確定什麼活動是勞動、什麼活動是享受幾乎是不可能的。例如操作電腦對電腦操作員是勞動但對玩電子遊戲者則是享受，開汽車對汽車司機是勞動對想過把車癮的人是難得的享受。農田耕做總是勞動吧？但西方的大享們卻寧願花錢到農村去幹農活，享受田園情趣。因此確定某種活動是勞動還是享受，並不在於活動本身而在於對活動的認識。人們的認識歸根結底來源於人們的生產與生活的實踐，當人們生產生活條件改變了，人們的認識當然也會隨之而改變。
四、公有制與商品經濟
王懷超教授在《當前黨政幹部關注的幾個重大思想理論問題》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記得幾年前，有一位日本學者曾跟筆者談起這個問題。他說，在世界發展史上，把市場經濟與私有制結合起來，有成功的先例，如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而把市場經濟與公有制結合起來，在世界發展史上還沒有先例，如中國能完成這個結合，他願意推薦我們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甚至可以申報諾貝爾和平獎。他接著說，以他看，中國人是自己給自己出了一個沒有解的方程式。言下之意是，在他看來，實現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是天方夜譚。”（《半月談》內部版2001年第七期59頁）其實，這種認識是很有代表性的。所謂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的問題，關鍵的問題就是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