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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開放的程序中，我們時常聽到信仰危機的呼聲和嘆息。信仰危機指的應該是有人常說的共產主義的理想和信念發生動搖而出現的危機，這樣的危機和封建的傳統理念有關係嗎？回答是肯定的，因為在我看來，所謂信仰危機在很多時侯其實是封建傳統理念的危機。
(一)
中國的封建歷史悠久，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曾經創造了令人自豪的古代文明，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遺產。但也正因為其歷史悠久留下的歷史沉渣格外厚重，歷史包袱十分沉重，巨大的傳統力量所形成的歷史慣性，是別的國家很難相比的。對於我們這樣的國家，反封建的任務註定要十分堅巨和繁重，而我們所缺少的恰恰是對封建主義的認真和深入的清理。雖然我國反封建的歷史已有一百多年之久，其間也曾經歷過幾次大的社會革命，如戊戌維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但中國的反封建與西歐的一些國家有很大不同，主要不是從經濟和自身發展需要出發，不是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不斷衝破封建的壁壘，而是為了救亡圖存、抵禦外侵。所以要反封建是因為封建王朝在外侵面前的軟弱無能，封建體制的腐敗落後，這必然把反封建侷限在一個有限的範圍內。
辛亥革命結束了封建王朝的統治，但農業社會、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小生產的汪洋大海——封建主義的基礎卻依然長期存在。
在一個農業國進行革命，革命的主體只能是農民。中國共產黨做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當組織成員主要是農民時，如何保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呢？我們黨的應對措施是思想建黨，就是用工人階級的思想改造農民，糾正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但改造總是相互的，農民也自覺不自覺的用封建意識改造黨，把封建意識帶到黨內，用自己的方式接受無產階級的思想。例如象信奉宗教一樣信奉馬克思主義，搞個人崇拜把無產階級的領袖神化，把共產主義社會的遠大目標變成彼岸理想。
由於中國革命的特殊性，在反封建還不是很深入的條件下，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已紛至沓來。批判資本主義的武器是馬克思主義，正像很多人所正確指出那樣：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是很倉促的，中國共產黨一成立就捲入實際鬥爭，是一個思想上和理論上準備得很不充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一方面我們是站在生產力水平很低的基礎上批判資本主義的，另一方面又不善於使用馬克思主義做為思想武器，與資本主義對立的封建主義用起來反而得心應手，而這又是在馬克思主義的名義下進行的。就是說在某些時候我們是用封建主義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的，這樣的批判又使我們把某些封建主義的東西當成了馬克思主義。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封建主義的基礎逐步被剷除，當這些一直被當做馬克思主義的封建傳統理念成為生產發展、經濟執行的障礙而陷入危機的時侯，也就出現了所謂信仰危機。
在我國封建主義早已聲名狼藉，封建主義以本來面目出現固然沒有市場，而當它以另種形式出現，就得另當別論了。
封建制度的基本特徵是專制、特權、等級、封閉、人身依附。一個人是高貴還是卑賤，富有還是貧窮是生來註定的，一般是無法改變的。要使人甘心接受封建秩序，禁慾主義自然成為最主要的道德戒律，所謂“存天理、滅人慾”。一切都是前世註定，人生來是有罪的到塵世來是為了贖罪，應當忍受世間一切苦難。公開的宣稱禁慾主義，誰會響應呢？但禁慾主義變成“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就不一樣了，即便是現在很多人不是仍堅定不移的認為後者是共產主義的道德嗎？馬克思說：封建社會的原則總的說來就是輕視人，藐視人，使人不成其人。而我們一直奉為社會主義道德原則的集體主義不是如出一轍嗎？當我們不加限制的強調服從、強調執行的時候，不也是一種專制嗎？
（二）
現在我們來討論：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等是共產主義的道德嗎？
在很長的時間裡，我們一直把個人謀取私利看做萬惡之源，把“無私”和“忘我”做為對人的道德要求，認為要實現共產主義就必須把人培養成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我們忘不了在狠鬥私字一閃念的年月裡，越是善於鑽營的人越是大言不慚的宣稱自己如何的無私，而那些誠實的人則因為自己做不到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而不停的痛苦譴責自己，那是何等令人悲哀而又可笑的景象啊！這樣做的結果非但沒能把人培養成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反而缺乏活力、缺少積極性和說假話成了社會通病。
其實，一個任何人都可以用經驗確定的事實是：人是不可能不謀私利的，改革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