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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竟然沒人注意到史蒂芬·布萊克的症狀和坡夫人一模一樣。他也說自己勞累不堪、渾身發冷。兩人都很少開口，然而只要講話，便都是一副低沉、疲憊的神情。
其實也沒什麼好奇怪的，一位是官太太，一個是男管家，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擋住了別人的眼睛，哪兒還能看出相似的症狀？男管家有活兒要幹，必須幹完，史蒂芬不能像坡夫人那樣，往窗戶邊上一坐就是幾個鐘頭，一句話也不講。同樣的症狀，放在坡夫人身上，那是“貴體欠安”；換了史蒂芬，至多也就是“精神低落”而已。
沃特府上的廚子約翰·朗裡奇三十多年來一直有精神憂鬱的毛病，他立刻把史蒂芬收作“鬱”氣相投的同志。可憐這約翰，他倒也樂得找到個難兄難弟。晚上，每當史蒂芬雙手抱著腦袋，坐在廚案邊，約翰·朗裡奇便也過來，坐到他對面，遞個安慰話。
“我理解您，先生，特別理解。布萊克先生，精神低落是人生最大的折磨。有時候，在我看來，整個倫敦就像放涼了的豆粥，一樣的灰撲撲、稠糊糊。人們一個個長著涼豆粥臉，涼豆粥手，走在涼豆粥一般的大街上。唉，當時我那叫一個難受！天上的日頭都是涼的、灰的、稠糊糊的，給不了我一絲暖氣兒。您也時常覺著周身冷冰冰的嗎，先生？”約翰伸手摸了摸史蒂芬的手。“啊，布萊克先生，”他說，“您這手涼得跟墳上的碑一樣啊。”
史蒂芬覺得自己彷彿夢遊一般，不像活著，到哪兒都像做夢。哈里大街的宅子是夢裡的所在，宅子裡的僕人們也是夢裡的角色。他夢見自己手上的活計，夢見自己的朋友，夢見布蘭迪太太；有些時候，他會夢見一些怪事——雖然在心底某個偏僻的小角落，他隱隱約約知道自己並不該覺得奇怪。有時候，在哈里大街宅間的走廊或是樓梯上，他一轉身，就會發現新的、從來沒在宅子裡見過的走廊與樓梯，通向遠方。這情景，就彷彿整棟宅子突然搬進了一所更大、更古老的建築裡面。走廊上方出現了石頭砌成的穹頂，積滿了灰塵，處處是暗影。腳下的臺階和地板變得殘破不堪、坑窪不平，不再像人造的建築，更像是野外的頑石。最為奇異的是，史蒂芬竟然對這些亦真亦幻的廳堂相當熟悉。他自己也說不清來由，有時候突然就想起來：“是的，拐過那個彎就是東方兵器室。”要不就是：“那邊的樓梯上去就是開膛手之塔。”
每當他看到這些走廊，或者說，有時候他沒真正看到卻也感覺到它們的存在，他的精神就會稍好一點，有一點回到過去的意味。身上彷彿被冰封住的那塊地方（是心還是神？）融了幾毫釐，思維、興趣和情感重又在血脈裡跳動。然而除此以外，再沒有什麼能提起他的興致，再沒有什麼能撫慰他的空虛。四處皆是暗影、虛無，兩耳嗡鳴，眼前一片灰撲撲。
有時，他心緒不寧，只好獨自一人冒著寒、摸著黑，繞著梅費爾和皮卡迪利走上好久。2月底的一天晚上，他發覺自己溜達到了牛津大街的“沃頓記”咖啡館門口。這地方他熟得很，頂層是“黎明男兒”的專座。“黎明男兒”是倫敦大戶人家裡高階男僕組織起來的同樂會，會員裡比較顯煥的人物有卡斯爾雷子爵的男僕、波特蘭公爵的車伕，史蒂芬也算是其中之一。每月第三個禮拜二，“黎明男兒”都要聚上一次，找找樂子，跟倫敦任何社交圈子一樣——吃點兒，喝點兒，賭上幾把，談談國事，道道府上太太小姐們的短長。即便沒趕上正日子，哪位“黎明男兒”若剛好沒事，也愛溜達到沃頓記咖啡館的二樓，跟在座同僚一道休閒休閒。史蒂芬走進咖啡館，沿梯上了樓。
頂層的陳設跟城裡類似場所大同小異。屋裡煙霧瀰漫，不過只要是男士們的休閒場所，便都是這般光景。地板、牆圍都由深色的木板鋪成，同樣的木板又將整層樓劃分成一座座小隔間，客人們於是能夠獨享一方木頭小天地。腳底下不鋪地毯，地板卻是十分光潔，掃地的鋸末每天都換。桌上鋪著白布，油燈乾淨透亮，燈芯也修得齊整。史蒂芬找了個單間坐下，點了一杯葡萄牙甜酒。酒端來，他就愁眉苦臉地盯著杯子看。
平時，只要是同樂會的會員經過史蒂芬的單間，都站住腳跟他聊幾句，史蒂芬也抬抬手，衝他們心不在焉地打個招呼。這會兒，他連話都懶得答。這些人從門口過了得有兩三次，史蒂芬忽聽得有人低語，內容卻格外分明：“你不理他們就對了！說了歸齊，無非是些下人粗人。有我扶助你，將你送上尊貴與榮譽的頂峰，等你有了應得的地位，想起當年斷了跟這班人的交情，你就踏實了。”聲音不高，卻蓋過了四周同樂會其他客人的歡聲笑語，史蒂芬聽了個真真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