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唐五代第一部：王風委蔓草

章二：金鑾殿君臣論詩，碭山溝母子為奴 (第2/3頁)

職，終至於與宰相共參國政，史籍上全無明確記載。在《資治通鑑》中，“樞密”一詞首出現在代宗永泰二年（公元766年）：“宦官董秀掌樞密”，再次出現在憲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當時中書省主書吏與“知樞密”劉光琦相勾結，使宰相亦不得不為之低頭。“樞密使”首出現在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時任者為梁守謙。有學者便說“樞密使”乃元和初所置，與之相關的“樞密院”則由宣宗所置。有學者認為設定樞密院以樞密使押領便始於永泰年間。筆者較為認可前者，只是以為“樞密使”之設非是奪相權，乃在分化宦官，使中尉不再幹預政事。宣宗想盡誅宦官而不得，則莫若步武祖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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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相關史料所表明的，宣宗不獨設定了上下樞密院（注：又喚作內樞密院），還設定了南北宣徽院，名則寵之，實則分樞密使、宣徽使之權為二，使其相互制衡。神禹治水，疏而不堵；陰陽不害，相生相剋！樞密使既得參與國政，又統押著天下各鎮各州各軍的監軍，此權過大，剖為上下，再將宣敕傳命之權割與宣徽使，如此一來，使得原本只是向外宣索財物以及管領大內諸般雜事的宣徽使得與樞密使相抗。樞密、宣徽同居大內，容易齊心，（注：中尉居禁苑）再合以南牙百官，則足以制衡中尉。且以“宣徽”、“樞密”作為上遷“中尉”的必由之階，而非以副使相代，如此則可高枕而臥！

唐宣宗的這種分其權而非削其權——更非削減其利的措施，其得失如何，特別是對於社稷，對於百姓而言，似乎是很難簡單論斷。後世也有人指出——比如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便指出這種“豺狼當道”，卻“只顧狐狸”的行政，正是加速大唐王朝走向分崩離析的一個原因。

而對於碭山午溝裡的“朱五經”朱誠來說，宣宗皇帝的清明吏治並沒有使他這個“辛苦業儒”的寒門子弟獲得什好處，次子和幼子的接連降世在給他帶來了短暫的喜悅後，便變成了他長久的巨大的負累。這從他兩個兒子的命名上就可以看出些端倪來，他的次子名存，幼子名溫。古人取名，兄弟講究同氣連枝，或重一字，或同其部首，“存”、“溫”卻不相類，只是協韻罷了。朱誠擇此二字，似乎是表示兒子的存養和溫飽都成了難事！為此他不得不將後面出生的女兒胡亂送與了人。

其實碭山這個地方，山明水秀，溝河縱橫，田畝連雲，南北不足百里內便是兩條溝通南北的大水——汴河（注：又稱北汴河，為泗水支流）與汴水（注：即通濟渠）。

若朱誠不是死守著他的“五經”，而是降心力耕于田，芻蕘于山，漁舟於水，甚至南北逐什一之利，似乎解決一家子的溫飽也不是個多大的事。當然這也只是筆者的想象之詞，在那麼一個豪強兼併田地之世，他也未必有田可耕，有山可伐，有舟可漁的。即便他有，也未必能免於飢寒。畢竟在大中五年（公元851年），進士孫樵給宣宗的上言中便有“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的話。

生民為艱，而以儒學教授鄉里究竟所得幾何呢？毫無疑問朱五經是一個性格倔強的人，他並沒有輕易放棄自己的本業，或許還期待長子成立後，他如何著有了盤纏，便也要往長安考一回進士的。然而所受與所求的巨大差異，可能不僅在生活上，也在心理上給他造成了巨大的困擾，最終他早早離世，只留下了一個弱妻三個幼子。

從現存的史料來看，朱誠不僅是寒門，而且還極可能是單戶，他似乎沒有任何兄弟，他的父親似乎也沒有任何兄弟，他的妻子似乎也沒有任何兄弟。因為在朱溫坐上龍榻後，宗族貴戚裡並沒有出現他的父黨與母黨。所以朱溫的母親王氏在丈夫死後，才不得不離鄉去裡另謀生路。

王氏生長得肥肥大大，是一個標準的唐朝女子，她除了一團天然的善良，以及由善良生出的溫恭、勤勞，便再也沒有其他才德可稱，她不僅性格畏弱，見識鄙短，還可能一字不識。也許她這一輩子做過的唯一一件有見識的事，便是去蕭縣做了劉崇家的奴僕。

從史書上看，朱溫的祖母姓劉，也許便是蕭縣人，也許正是因為有祖母家做牙子，王氏與她的三個兒子才有幸得著了這個存身處。做奴僕也沒什不好的，總好過飢餓死，還是劉家主母好仁義，才肯收用三張填不滿的嫩嘴兒來！

劉家的主母——劉崇的母親也是個寡居的婦人，她的丈夫劉泰曾出任過蕭縣縣令，因此置下了鴉飛不過的大片田宅。她的兒子已經成長到可以出頭露面的料理家中裡外的事務，卻還沒有來得及給她添上個孫兒。王氏帶著三個孩兒的到來無疑給她新增了許多的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