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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楷書之祖鍾繇
鍾繇被稱為“楷書之祖”，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1. 推動楷書字型的形成與發展：
字型演變的關鍵人物：鍾繇所處的時期是漢字由隸書向楷書演變並接近完成的階段，他在這個重要的歷史程序中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他將隸書中方正平直的筆畫加以集中，用橫和捺代替隸書中的蠶頭燕尾，又把篆書和草書中的圓轉筆法引入，改變了隸書扁平的字形以及章法上行窄、字寬的佈局，形成了形體方正、筆畫偏直、可做楷模的楷書。可以說他是楷書發展過程中的關鍵過渡人物，為楷書的定型奠定了基礎。
官方認可的推動：鍾繇身為曹魏時期的大官僚，地位很高，他用楷書來寫“奏章”，這一行為使得原來在民間流行的楷書開始獲得官方認可，成為文人志士認可的一種書體，從而大大推動了楷書的發展與傳播。
2. 獨特的書法風格與藝術成就：
古樸自然的風格：鍾繇的楷書具有古樸典雅、天然質樸的風格，無刻意勾畫之處，渾然天成。其筆畫渾厚質樸，字型寬博而多扁方，給人一種獨特的藝術美感。
較高的藝術價值：他的作品如《宣示表》《薦季直表》《賀捷表》等，充分表現了魏晉時代正走向成熟的楷書的藝術特徵，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這些作品不僅是當時楷書的典範，也為後世楷書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和借鑑。
3. 深遠的歷史影響：
對後世書法家的影響：鍾繇的楷書對後世書法影響深遠，王羲之等眾多書法家都曾潛心鑽研其書法。王羲之父子就有多種鐘體臨本，後來的張旭、懷素、顏真卿、黃庭堅等在書體創作上也都從各方面吸收了鐘體之長、鍾論之要。可以說，鍾繇的書法為後世書法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營養和啟示。
書史地位的奠定：在中國書法史上，鍾繇和東漢的張芝被合稱為“鍾張”，又與東晉書聖王羲之並稱為“鐘王”，同張芝、王羲之、王獻之合稱“書中四賢”，可見其在書法史上的地位極其重要，對漢字書法的創立、發展、流變都有著重要的作用。
再說草書。
草書之祖一般指的是東漢書法家張芝。他出生於官宦家庭，拒絕朝廷徵召，潛心研究書法。張芝在草書發展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 創新寫法：將古代字字區別、筆畫分離的草法，改為上下牽連富於變化的新寫法。他從民間和杜度、崔瑗等前人那裡汲取草書藝術精華，擺脫舊俗，獨創“一筆書”，也就是所謂的“大草”，使草書得以從章草的窠臼中脫身而出。這種寫法讓字的體勢能夠一筆而成，偶有不連，但血脈不斷，極大地豐富了草書的藝術表現力。
2. 影響深遠：張芝的草書影響了後世諸多書法家。晉代大書法家王羲之對漢、魏書跡唯推鍾繇、張芝草書，並且認為自己在筆法精熟和草書上遜色於張芝。唐代書法家張懷瓘對張芝的草書評價極高，懷素草法也得自“二張”（張芝、張旭），唐朝草書大家孫過庭在《書譜》中也多次提到把張芝草書作為藍本而終生臨習。
張芝的代表作品有《冠軍帖》《八月帖》等，但書跡今無墨跡傳世，僅北宋《淳化閣帖》中收有其刻帖。總之，張芝以其卓越的書法成就和創新精神，當之無愧地成為“草書之祖”，為中國草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再說行書。
通常認為“行書之祖”是劉德升。
劉德升，字君嗣，潁川人，生活在東漢桓帝、靈帝時期。唐張懷瓘《書斷》中說：“行書者，劉德升所造也，即正書之小訛，務從簡易，故謂之行書。”其創造的行書字型優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西晉衛恆《四體書勢》也記載：“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這說明魏初的鐘繇、胡昭的行書書法是學習劉德升的，由此可見劉德升在行書發展中的重要地位。
不過，由於劉德升沒有留下任何墨寶，連刻本、拓本也沒有，所以關於他“行書之祖”的地位也存在一些爭議。但從眾多書法典籍的記載以及歷史的傳承來看，劉德升對行書的開創和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
再說隸書。
隸書之祖一般認為是程邈。
程邈原本只是秦朝的一個小吏，因犯罪被關押在雲陽獄中。他在獄中對當時的篆書進行改革，去繁就簡，把篆書圓轉的筆畫變為方折，將篆書的繁雜變為簡潔，創造出了一種新的字型——隸書。
隸書的出現，在漢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