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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載文，要求懲罰將微俄莉特置於死地的兇手。
&esp;&esp;約翰·康頓博士也一度被列為警方的懷疑物件。一名找他談話的警官一口咬定康頓和他的同夥私吞了贖金，然後編出“墓地約翰”的故事來矇騙眾人。實際上，康頓博士從自己的腰包裡掏出了1萬多美元的“差旅費”，先後到各地警署辨認了上百名嫌疑人和7萬多張照片。
&esp;&esp;19年8月16日，安妮生下了林勃家的第二個兒子喬。這個知名的家庭在收到無數祝福的同時，也接到不少威脅要綁架喬的恐嚇信。
&esp;&esp;林勃幼童綁架案唯一的正面效應是促使國會透過了綁架案法，亦稱林勃法。在小林迪遭綁架時，聯邦調查局尚無權過問此案，因為沒有證據證明綁匪已經離開新澤西州。按照林勃法，如果被綁架人質一週內還未返回，則可假定罪犯已跨越州界，聯邦調查局即可出面參與破案。一年後，林勃法修正案進一步授權聯邦調查局可在4小時後介入，而且一旦人質遭到傷害，罪犯將被處以極刑。
&esp;&esp;隨著案情的發展，偵破工作的區域重點逐漸從新澤西州轉入紐約，這是諾曼·西瓦可普上校所不希望看到的。一開始，他甚至拒絕向紐約警署提供贖金索取信樣品等資料。
&esp;&esp;在贖金交付後的第三天，19年4月5日，第一張0美元的贖金金圓券出現在曼哈頓上城區西部的東河儲蓄銀行。糟糕的是，這條訊息第二天就被記者披露於報端。到19年年底，先後共有張0美元、4張10美元和1張5美元的贖金鈔票出現在市面上，但究竟何人使用的這些鈔票卻始終是個謎。紐約警署主持此案的詹姆斯·棼在他辦公室的牆上掛了一大張“作戰地圖”，每當出現一張贖金鈔票，他便在地圖的相應位置上摁一顆圖釘。
&esp;&esp;19年4月5日，新當選的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釋出一道行政命令，作為應付大蕭條時期通貨膨脹的特殊經濟對策之一，要求中央銀行在同年5月1日之前回收市面上所有總額為100美元以上的金圓券、金幣等可兌換黃金的現鈔或債券。也就是說，5月1日以後，一次使用或兌換金圓券的總額不得超過100美元。這將迫使綁匪儘快出手贖金中的金圓券鈔票。
&esp;&esp;在5月1日前的最後一個星期，50張10美元的贖金金圓券出現在位於曼哈頓的化學銀行，還有50張10美元和50張5美元的被曼哈頓的製造業基金銀行回收。但和以往一樣，誰也不知道兌換這些金圓券的都是些什麼樣的人。因為是在辦理完兌換手續之後，才由專人將回收的金圓券逐張與贖金鈔票的號碼冊查對，所以銀行職員們在經手時並不知道哪些金圓券來自贖金。
&esp;&esp;5月1日，回收期限的最後一天，中央銀行紐約分行一下子收到980美元的贖金金圓券。兌換表格上填寫的姓名為j·j·福克納，而地址據後來查證是假的。但那位經辦的銀行職員還是沒記住兌換人的模樣。
&esp;&esp;在詹姆斯的“作戰地圖”上，贖金紙幣使用的區域漸漸顯露出來了。最密集的是曼哈頓上城區的雷克星頓路，以及德國人集居區約克維爾。詹姆斯親自走訪了每一位經手人、銀行職員和商店收銀員。大多數人不記得持幣者的模樣，而記得的人所描述的卻相差無幾：白人，中等個子，藍眼睛，瘦削的臉型，高顴骨，尖下巴，穿深色上衣，戴軟氈帽，帽簷壓得很低。當時的著名漫畫家簡蒙·巴里曼根據這些描述和約翰·康頓博士的記憶，為該嫌疑人畫了模擬像。
&esp;&esp;19年11月6日，洛意斯·謝里丹影院票房的西西·芭小姐收到一張5美元的贖金金圓券。當時的電影票是55美分一張，影院一般很少收到金圓券。就在西西·芭遲疑的那一刻，一個濃厚的德國口音說：“怎麼呢？這是金圓券。”接到西西·芭的報告後，詹姆斯·棼在開映之前趕到洛意斯·謝里丹影院，但直到電影散場，那個座位還是空的。
&esp;&esp;從194年1月起，就再沒有人見到過5美元的贖金紙幣。這一年的6、7、8三個月，沒有任何關於贖金鈔票的報告。直至9月，10美元和0美元的又重新開始在曼哈頓和布郎克斯出現。
&esp;&esp;194年9月15日，星期六，晚上10點左右，一輛190年的深藍色道奇轎車來到雷克星頓路和17道交界處的一家加油站，車主掏出一張10美元的金圓券付5加侖汽油錢共計98美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