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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10點50分，赫普曼被帶回到自己的單人牢房，他撲倒在帆布床上無聲地抽泣。與此同時，還留在法庭裡的安娜也在她的座位上失聲慟哭，直至工作人員請她離開。
&esp;&esp;記者打電話到林勃莊園，林勃家族的發言人告訴他，查爾斯·林勃上校將不對此事作任何評論。林勃聽到他們在電話上的對話，立即擰開圖書室的收音機，播音員正在法院大門外的梅因街現場直播，背景是一片人聲喧嚷。只聽得播音員的聲音說：“歷史上最為著名的審判剛剛在這裡落下帷幕。被告布魯諾·理查德·赫普曼被裁決犯有綁架謀殺罪……”聽到這裡，安妮馬上請求丈夫把收音機關掉。
&esp;&esp;幾位記者開車到布郎克斯約翰·康頓博士的住地。康頓夫人說她將向丈夫轉告這一訊息，但康頓博士不會就此發表任何評論，或接受記者的採訪。
&esp;&esp;第一夫人依琳娜·羅斯福是當時少數幾位敢於公開對本案的裁決表示懷疑的名人之一。這位總統夫人也是著名的社會活動家、作家和演說家，後來還被任命為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她認為本案沒有任何直接證據證明布魯諾·赫普曼犯有綁架謀殺罪。羅斯福夫人對記者說：“整個審判過程在我心中留下了一個大大的問號。我並不是同情赫普曼，但我一直在想，也許他真是無辜的。”
&esp;&esp;《紐約時報》對赫普曼一案的裁決作了如下評論：“我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在霍普威爾的那個悲慘的夜晚到底發生了什麼。本案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謎團。只有作案人的交代或新的證據的出現才能幫助我們澄清事實的真相。”
&esp;&esp;此時的布魯諾·理查德·赫普曼已是一貧如洗。愛德華·雷立說，他仍然對赫普曼的無辜堅信不移，但是沒有錢就一切免談。於是，羅伊德·斐歇爾代替雷立成為被告方首席律師，他與原四人律師團中的弗裡得利克·玻普繼續免費為赫普曼辯護。同時，安娜·赫普曼帶著剛滿週歲的兒子蒙菲爾德奔走各地，多半是德裔集居區，和那些相信赫普曼審判是一宗冤案的人們一起，以各種方式為本案的上訴募捐。一戰之後，德國因挑起戰端而遭到世界輿論的譴責，美國人中反德情緒十分普遍。也許由於這個原因，德裔社群的人們認為，赫普曼和他們一樣，也是種族歧視的受害者。
&esp;&esp;赫普曼始終堅稱自己與林勃幼童綁架案毫無關係。在被判刑的第二天，他對記者說：“我從未見過林勃家的孩子，也從未收受贖金……在上帝面前，我是絕對無辜的。”另一次採訪中他說：“即使他們現在對我說，只要我將事情和盤托出他們就赦免我無罪，我也無話可說。因為我已經告訴了他們我所知道的一切。”
&esp;&esp;《紐約時報》記者遠渡重洋，到德國採訪布魯諾·赫普曼70高齡的老母。老太太說：“我知道我的兒子是無辜的。但林勃希望這樣的結局，於是一切都按照他的意願發展。”
&esp;&esp;其實不少業內人士也有同感。查爾斯·林勃上校在為時天的庭審中天天到場，這無疑給陪審團施加了極大的壓力，使他們幾乎不可能作出其他的裁決。法官托馬斯·特理查在主持審理本案的過程中明顯的語言偏向，以及原被告首席律師愛德華·雷立的不盡職，都使得赫普曼難以獲得公正的審判。基於這種種理由，赫普曼新的兩人辯護小組開始了為期一年的上訴。案子被依次遞到新澤西州上訴法庭和聯邦最高法庭，均被一一駁回。赫普曼的死刑執行日期隨之一推再推，這時已改期到196年1月17日。
&esp;&esp;作為最後的努力，羅伊德·斐歇爾和弗裡得利克·玻普於195年1月日將本案遞交新澤西州赦免法庭，以圖把死刑改判為無期徒刑。當時的州長豪諾得·霍夫曼是該庭七名成員之一。196年1月11日，赦免法庭以六比一否決了被告律師的申請，唯一的一張贊同票是霍夫曼州長投的，他的理由是，一本案不可能是一人所為，二輿論對本案的影響過大，用他的話說，是“報紙審判和裁決了赫普曼”。
&esp;&esp;此時離赫普曼的死期只剩下幾天了。豪諾得·霍夫曼親臨牢房探視，在與赫普曼一席長談之後，他決定利用手中的許可權再次推遲赫普曼的行刑日期，並宣佈將親自主持本案的重新調查。霍夫曼說他的目的只是希望案情能。孰料此舉竟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各地報紙爭相撰文譴責新澤西州州長的倒行逆施，霍夫曼的政治對手們甚至準備伺機對他進行彈劾，可想而知，調查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