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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在編號c的方塊地段嗅出一截長約四英寸的骨頭，它的主人在發現地點插上一面像高爾夫球場用的小旗，然後把裝在塑膠袋裡的“物證”送到法醫們的工作臺上。
&esp;&esp;波義德·司狄文博士一邊透過肉眼和顯微鏡觀察手中的樣品，一邊按下錄音機的錄音鍵：“人骨。嚴重腐壞。一半為灰白色，另一半呈黑褐色，說明只有半截埋在土裡。兩端均被鋸斷。仍沾有少量軟組織。分析專案：一、剔下軟組織進行毒物檢驗；二、化驗發現地點的土壤樣品，並根據其潮溼程度及所含昆蟲的蛹卵種類等指標，確定屍體腐爛的時間範圍；三、樣品經處理後送人類學家鑑定死者的性別、種族、大致年齡等特徵。”所謂對骨頭的“處理”，司狄文博士向巴拉迪署長解釋說，即在磷酸鈉和家用潔淨劑的稀釋混合液中浸泡兩天以除卻剩餘的零星軟組織，然後置於陽光下暴曬“漂白”。
&esp;&esp;在1985年，dna技術尚未問世，所以儘管在後來的現場勘查中發現了上百塊這樣的人骨碎片，但就法醫學而言並無太大的實際意義。
&esp;&esp;由於人手不夠，挖掘工作只能一處一處地進行。第一個選定的挖掘地點是後山坡上的塹壕。說是“挖掘”，其實在大部分時間裡，警員們是像考古工作者那樣用小鏟子、刷子和雙手一點一點地刨土，被刨下的土還得再經過一道篩子。
&esp;&esp;“真令人難以置信，”一位篩土的警員說，“要在平時，你如果一個星期能找到一件‘物證’就算中頭彩了，現在我們一篩子就可以篩出幾十件。”
&esp;&esp;首先從塹壕中“出土”的是一些屬於羅賓·斯達立的衣物：一件印著“護衛天使”字樣的t恤衫、兩件有羅賓名字的工作裝。“護衛天使”是一個群眾性的治安組織，羅賓曾在該組織裡做過義工。後來又發掘出一塊被鮮血浸透的本田普利路德轎車地板上的墊子，一個綠色垃圾袋，內有一隻寄給伍其達的信封，和一張租借電影錄影帶的發票，日期為1984年7月4日，發票上的姓名是哈維·達勃斯。
&esp;&esp;下午4點半左右，一名灰頭土臉的警員從後山坡上一路衝下來，一面高喊：“擔架！我們挖出了兩具屍體！”現場的兩名法醫跟著人們一起來到塹溝前。黑乎乎的殘骸已經嚴重變形，泰利·派克博士對他的同行說：“屍體曾經過高溫灼燒。”波義德·司狄文博士默默地點點頭。兩位專家心裡都明白，和那片鋸斷的骨頭一樣，他們大概很難從這些燒焦的屍體中得出什麼關於案情的結論。而且顯然，作案人也清楚地知道這一點。
&esp;&esp;是日晚上8點，舊金山城南的愷撒醫院特護病房裡，格羅麗婭·愛伯林夫人顫顫巍巍地在兒子的《放棄治療意願書》上籤下自己的名字後，醫生關掉了萊鈉德·勒克病床周圍的所有儀器。一位護士拔出插在萊鈉德身上的粗粗細細的各種管子和針頭，扔進垃圾桶裡。護士推著最後一臺醫療裝置離開病房時，朝等在樓道里的警察們輕輕地點了點頭。
&esp;&esp;辦案人員開啟照相機的鏡頭，對準萊鈉德·勒克毫無生氣的臉按下了快門。他們收走了床頭櫃裡萊鈉德的所有私人物品，又從掛在床架子上的病案裡抄寫了幾行字。
&esp;&esp;兩小時後，大西洋彼岸的英國已是次日凌晨6點，一列倫敦的火車正緩緩駛進約克夏郡利茲市站臺。當來自蘇格蘭場的警官到達那所不希望名字披露於報端的私立中學時，校長會客室裡的茶點已經備好。寒暄幾句之後，校長藉故離去，會客室裡只留下警官和伍其達或查理·其達·伍的舅舅顧博士，他也是該校的教員。
&esp;&esp;“查理在很小的時候就表現出反社會情緒，”顧博士停頓了一下，彷彿在考慮一個比較準確的表達，“和與他年齡不相稱的殘忍。他喜歡畫女人，但他筆下的女人都是些機器人加上極度誇張的女性器官。他的家庭非常富有，但他卻永遠改不掉偷竊的毛病。那一次就是因為他在這裡偷了同學的東西，所以我讓他滾蛋。”
&esp;&esp;“他聰明嗎？”
&esp;&esp;“超乎一般的聰明。雖然他不能正視現實或接受現實，但他肯定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esp;&esp;“我們知道他有兩個姐姐在加拿大，但是聯邦調查局請加拿大方面查了卡爾嘉利和多倫多的所有伍姓華人，沒有任何人和查理·其達·伍有關聯。”
&esp;&esp;“很簡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