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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關心你們的小鎮”，那是蒙大拿州波士沃茲鎮的居民們集資寄來的。後來戴爾·魯賓遜和托馬斯·波普在一個全國性的電視節目上告訴人們不要再寄錢了。
&esp;&esp;為了節約經費，法官威廉·霍爾安排每週從星期一至星期六開庭六天，陪審團的候補陪審員也從六名減到了兩名。
&esp;&esp;1995年7月10日，星期一，蘇珊·史密斯雙命謀殺案在聯盟地區法院正式開庭。這座由著名建築家洛博特·米爾士設計的法院大樓建於191年。洛博特·米爾士也是坐落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的華盛頓紀念碑的設計師。威廉·霍爾法官的審判室在法庭的二樓，旁聽席共有1排座位，是南卡羅來納州最大的審判室之一。前排靠兩側的座位分別劃給蘇珊家人和史密斯家人。本案審理期間，法庭內座無虛席。但由於年代久遠，裝置欠佳，法官、律師和證人發言時必須靠話筒很近，否則旁聽席就聽不見。樓板也吱嘎作響，以至於霍爾法官不得不作出嚴格的規定，禁止任何人在審理進行時擅自離座走動。
&esp;&esp;挑選陪審團成員的工作一共花了六天。先從50名候選人中篩選出55人，再由雙方律師逐一審議。許多候選人明確表示他們對死刑持否定態度。最後選定的1人中大部分為藍領階層，也有少數店主、商人和知識分子。幾乎所有7名白人陪審員——五男二女——全都認識被告或其家人朋友，或某位證人，但他們表示將不為感情或友情所左右，不帶任何偏見，只根據法庭提供的證據作出裁決。
&esp;&esp;1名陪審團成員中只有位婦女。被告方律師達韋德·布盧克曾就此提出異議，認為這種組成不能代表該司法轄區的人口比例，但被法官駁回。被告方希望有更多的女性進入陪審團是因為他們認為，女人們更能理解同情蘇珊的境遇。
&esp;&esp;小插曲之二：審理正式開始的7月17日，星期一，警方接到舉報說，有人在霍爾法官的審判室安放了炸彈。這當然只是虛驚一場。謊報“軍情”者很快被拘捕。
&esp;&esp;首席公訴人托馬斯·波普的助手凱茨·蓋斯代表公訴方致開場白：“在1994年秋季的那段長達九天的日子裡，蘇珊·史密斯面對全國各族人民撒下了彌天大謊。”“她在電視上祈求上帝讓她的兩個孩子平安歸來，其實她明明知道邁可和亞歷克思就躺在約翰·d·隆湖冰冷黑暗的湖底。”“孩子們成了蘇珊·史密斯贏回湯姆·費利的絆腳石，蘇珊·史密斯便從她的生活中毫不猶豫地搬掉了他們。”凱茨·蓋斯最後指出：“這樁案子的中心點就是兩個字——自私！一切都是圍繞著我，我，我，和自己，自己，自己。”“蘇珊·史密斯是一個自私的，處心積慮地編織謊言的，善於欺人耳目的殺人犯，她為了得到一個富家子弟的愛情而不惜犧牲掉自己的親生兒子。”
&esp;&esp;被告方由茱迪·克拉克發言。她請陪審員們“透過自己的心去看蘇珊·史密斯，那是一個像迷路的孩子一樣，彷徨、迷惘、失落、對生活對男人不知所措的、苦苦掙扎的靈魂”。蘇珊·史密斯自幼便憂鬱、苦悶，對自己對生活都沒有信心。這種挫敗感來自童年時期她父親的自殺，後來她自己的自殺，和少女時期繼父的性騷擾。“所有這些因素一點一點地將她推到了絕望和崩潰的邊緣，推到了夜色下的約翰·d·隆湖，在那裡，她打算和兩個心愛的孩子一起了結自己的一生。”“只是在最後的一瞬間，求生的本能制止了她走向死亡的腳步，她活下來了，兩個年幼的生命卻沒能倖免於難。”茱迪·克拉克告訴陪審團：“我們在這裡向你們述說蘇珊·史密斯的故事，並不是要博取你們的同情，只是想得到你們的理解。”“蘇珊說謊是不對的，她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該說謊。但是，難道你們不覺得，這更像一個孩子氣的謊言，一個非常希望能取悅於父母的孩子，為逃避懲罰和父母的憤怒而撒的謊？”
&esp;&esp;由於藥物的作用，蘇珊自始至終像個乖孩子一樣安靜地坐在被告席上，或者讀信，或者玩弄手裡的隨便什麼小物件。在牢裡關了八個多月，很少運動，又缺乏陽光和新鮮空氣，蘇珊明顯地增加了體重，而且臉色蒼白憔悴。加之無心於自己的容顏，不事裝扮，儘管她的辯護律師們竭力想把她說成是一個小女孩，蘇珊看上去比她的實際年齡老了許多。蘇珊在法庭上的大部分時間裡目光呆滯，表情木然，彷彿周圍的一切都和她沒有關係。只有當人們提到她的兩個孩子的時候，她才會輕聲地，小心翼翼地哭上一小會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