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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esp;外部行動簡單地講還是搜查，但範圍將大大地縮小，強度則將增大。經過了一週大規模的搜尋，蘇珊的那輛酒紅色馬自達轎車還是不見蹤影。按說要藏個把人可能不難，但要藏起一輛車來卻絕非易事。案發後蘇珊徒步走到了麥克勞家，如果她是單獨作案，那輛車也應該在可以步行到麥克勞家的範圍以內。辦案人員再次把目光投向那深邃不見底的約翰·d·隆湖。然而，指導州警署潛水員搜查湖底的專家們在此卻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們認為，如果想要把車藏在湖裡，作案人應該讓車在入水之前高速行駛，這樣才可能使車儘量遠離湖岸，而且扎得更深。他們做了很多這方面的模擬實驗，並讓潛水員們按照實驗結果在圈定的湖岸附近水域進行搜查。警方同時也加強了地面上的行動，區域為距約翰·d·隆湖和麥克勞家半徑兩英里的範圍。
&esp;&esp;至於內部工作，還是找蘇珊談話，但是側重點將放在如何誘導她坦白招供。辦案人員們通宵達旦地研究對策，大衛·a·卡卓爾甚至逐條逐款地設計並寫下了提問的臺詞。他們還反覆討論和排練說話時的神態和語氣等等，連談話者應該穿什麼樣的服裝都考慮到了。他們的目的，既要一層一層地攻破蘇珊的心理防線，使她最終講出事實的真相，又不能操之過急，因為蘇珊的情形十分不穩定，施加過多過重的壓力很可能會導致她從此緘口不語，以沉默封閉自己，甚至自殺。
&esp;&esp;大家一致認為，大衛·a·卡卓爾所扮演的“壞警察”的使命已經圓滿結束，接下來應該由“好警察”豪德·韋爾士和畢特·羅根上場。畢特·羅根在司法界幹了5年，其中有7年供職於聯邦調查局。他與蘇珊談話，或“聊天”時，輕言細語，和風細雨，如同一位慈祥的長者。豪德·韋爾士則以兄長和朋友的身份，語重心長，循循善誘。兩位“好警察”逐漸“騙取”了蘇珊的信任。
&esp;&esp;他們還將談話的地點移出警署，這樣既能使蘇珊“放鬆”，又可避開媒體的耳目。
&esp;&esp;11月日，星期四，邁可和亞歷克思失蹤後的第九天。史密斯夫婦從一大早就忙碌開了，他們要接受全美三大電視臺早間新聞的連軸採訪。蘇珊和戴維坐在盧索家客廳的沙發上，肩並著肩，手握著手，這正是廣大電視觀眾所希望看到的在患難之中相互支撐的夫妻形象。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今晨》節目中，記者問蘇珊是否與她孩子們的失蹤有什麼關係，蘇珊答曰：“我和我兩個兒子被劫持的事件沒有任何關係。”“不管是誰幹下的這樁惡事，那人一定是有病而且神經不正常。”雖然史密斯夫婦正在辦理離婚，當記者問戴維是否相信蘇珊的故事時，戴維說：“是的，我毫無保留地相信我的妻子。”
&esp;&esp;午飯後，1點0分，蘇珊告訴戴維她出去寄幾封信。戴維記得她臨走時穿著帶帽子的絨衫和牛仔褲。
&esp;&esp;實際上，是辦案人員再次找蘇珊談話。蘇珊隨身帶去了一份警方文書根據她頭天的談話內容整理的證詞，和往常一樣，蘇珊可以帶回家來閱讀修改，第二天再交還給警方。這一次，蘇珊只改了一個詞，將她等紅燈遭劫持的地點由“莫那科磨坊”改為另一個通往黑人社群的十字路口“卡里梭”。
&esp;&esp;畢特·羅根當著蘇珊面唸了一遍她帶來的證詞，問她還有沒有其他要補充修改的地方，蘇珊說沒有。
&esp;&esp;1點40分，豪德·韋爾士警官與蘇珊一起來到和聯盟地區法院大樓坐落於同一條街的第一基督教浸禮會教堂，在教堂家庭中心一間小小的屋子裡面對面地坐下。
&esp;&esp;韋爾士警官開始慢條斯理地說，他看了蘇珊修改後的證詞，蘇珊把“莫那科磨坊”改為“卡里梭”是因為警方告訴她，莫那科路口的其他方向如果沒有車，她不可能在那裡等紅燈。但是卡里梭也不能使蘇珊自圓其說，因為10月5日前後，聯盟地區警署為偵破一起毒品案而在那個路口安插了一個全天候的監視崗哨。豪德·韋爾士剛才再次查閱了當時的值班記錄，並與值班警員核對過，那天晚上卡里梭路口沒有發生任何異常情況。
&esp;&esp;韋爾士警官又說，他知道蘇珊講的黑人劫車者是子虛烏有的事，但由此而引起的黑人社群與聯盟鎮官方及其他居民的緊張關係卻日甚一日。警方正在考慮將蘇珊證詞中的不實之處向媒體公佈。
&esp;&esp;蘇珊沉默半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