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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人與吳人誰都不肯向前一步，爭的其實就是關乎“禮”這種層次。
如果晉人再前進，等於說超乎了“禮”的規格，等於晉國用侍奉的方式在對待迅速崛起的吳國。
而吳國要的就是被侍奉，不止可以從氣勢上壓制晉國一頭，也要讓天下諸侯認為晉國在對吳國進行讓步，或乾脆是晉國在害怕吳國。
不懂政治的人看來會覺得有點虛頭巴腦？
然而，國家與國家的競爭不就是體現在方方面面嘛！
前來迎接的晉人，趙鞅不可能向前，智宵更加不會。
到了趙鞅和智宵所處的層次，該懂的道理都應該懂得，不然丟臉的不是個人，會喪失國格。
起先，趙鞅還擔憂年輕的智宵不懂那些，或者因為年輕沉不住氣，一陣觀察下來發現好像過慮了。
“智宵，當代人傑啊！”趙鞅必須承認這一點。
當然不是因為今天這麼件事，包含以往智宵的種種表現，其中有智宵多次率軍擊敗諸侯的功績，還有智宵為智氏做了諸多的貢獻，乃至於要算上智宵在對抗趙氏、魏氏、韓氏方面。
事實上，趙鞅真的沒有怪智宵對抗趙氏，甚至感到非常欣賞。
他們都是卿位家族的核心成員，背後有一大家子以及偌大封地，數之不清的諸多產業，多達數十萬的屬民。
以當代人的思維，認定身處什麼位置，屁股一定要坐正，可千萬不能歪掉。
作為一個氏族的世孫或宗子的人，認清威脅來自哪裡，及時進行提防，或是當機立斷進行對抗，哪怕作為敵人，痛恨肯定會痛恨，該讚歎還是會進行讚歎。
說白了，並非是出於什麼私人恩怨，一切的出發點都是為了家族，太符合當代人的三觀了。
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思維或三觀，春秋時代的人可以亦敵亦友，到了戰國時代仍舊留有類似觀念。
同時，思想和三觀也是在戰國末期發生改變，不同國家的人際交往變成“敵就是敵，友就是友”的關係，國家層次容不下絲毫的灰色，要不然就是通敵賣國。
到戰國末期才改變，無非就是戰國時代打“總體戰”打得太狠，不像春秋時代遵守一些交戰守則，戰國末期到了互相之間仇恨無法化解的程度，觀念肯定是要出現相應的變化。
趙鞅比較突然地問道：“宵有往吳國經歷，吳國是何等風光？”
注意稱呼，用的是“名”，不是官職或爵位。
智宵沒有馬上回答，想了想才說道：“吳國黎庶居其野，城邑實屬不多；觀其風俗類百越，仍是紋身散發，耕作則用中原之術，日常所用之具類我（晉國）；吳國權貴少有食邑，一生榮辱及家族存亡，皆在君主一念之間。”
這些只要有派人去吳國，其實並不難窺知。
智宵最後說的那一段，其他諸侯國或許不瞭解，晉國這邊一百多年前早就知道了。
晉國不是派了巫臣作為代表，前往吳國作為“總工程師”進行幫助嗎？
當時的幾代吳君比較禮遇巫臣，巫臣確確實實也用心幫助吳國。
按理來說，在這個祖先付出子孫可以享受蒙蔭的時代，為吳國強大付出那麼多的巫臣應該在吳國得到富貴的保障吧？可是並沒有。
可能是吳國覺得自己夠強大了，也能是吳國突然間討厭巫臣，將巫臣驅逐出國。
巫臣回到晉國，把兒子屈狐庸留在吳國。
屈狐庸這一代因為是充作晉國與吳國的外交使節，得到的禮遇還算不錯，到了屈狐庸的孫子這一代，吳國有大臣進行誣陷，吳君僚連調查都沒有直接下令處死了屈氏的全部男丁。
必需講解的是，巫臣到了晉國才得到“申”地作為封地，晉人為了噁心楚國給尊稱“申公”。他實際上是屈氏，也就是楚國的公族，子孫後代也一直沿用屈氏，沒有因為巫臣在晉國獲得“申”作為封地而改掉字首。
說那麼多，主要是吳國的君主權力遠超中原諸侯，吳君真的可以隨意殺死自己的大臣或國中的貴族，一點都不擔憂生亂，原因是大臣或貴族手裡的實力不強；中原的諸侯可無法一念決定貴族的榮辱，更別說中原諸侯想一念決定貴族的生死，原因是中原貴族有反撲的實力。
趙鞅知道吳國是個什麼情況。
晉國與吳國的第一次會盟期間，當時的吳君壽夢可是幹過殺幾個人給晉悼公助興的事情，被殺的都是吳國的貴族，好些還是一家之主。
那個時候，晉悼公以及一眾晉國貴族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