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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一段歷史佳話，李世民面對魏徵的諫言，多數情況下都能夠虛心接受並積極改正，展現出了明君的胸懷與氣度，二人相互成就，共同為唐朝的繁榮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國家治理的理念方面，魏徵建議李世民推行 “偃革興文，布德施惠” 的政策，李世民聽取了這一建議，意識到武力只能帶來一時的征服，而文治與德惠才能真正贏得民心，讓國家長治久安。於是，唐朝開始重視文化教育的發展，大力興辦學校，培養人才，同時對百姓廣施恩澤，減輕賦稅徭役，使得百姓能夠安居樂業，社會風氣也日益清明。
在對待百姓的態度上，魏徵強調要以誠信管理百姓。有一次，李世民下令年齡雖不滿十八歲，但體格健壯的男子也要應徵入伍，魏徵拒絕在詔書上簽字，並向李世民進言，陛下常說要以誠信治天下，要人民不可詐欺，可如今您卻先失去誠信，陛下不以誠信待人，所以才會先疑心人民詐欺。”李世民聽後，深以為然，認識到自己的錯誤，立即收回了成命，繼續秉持著誠信對待百姓，贏得了百姓的信任和擁護。李世民曾打算修建一座宮殿，材料都已經準備齊全了，可當魏徵知曉此事後，以秦始皇修宮殿導致民怨反叛為例，勸諫李世民應鑑秦而止。李世民聽後，認真思考了魏徵的話，回想起隋朝滅亡的教訓，最終決定放棄修建宮殿的計劃，避免了勞民傷財之舉。
甚至在一些日常的行為細節上，李世民也能聽從魏徵的諫言加以改正。有一回李世民得到了一隻鷂，正在把玩得高興之時，聽聞魏徵前來奏國事，因害怕魏徵責備自己玩物喪志，慌忙把鷂藏於懷中。魏徵奏事時故意拖延時間，結果那隻鷂竟被捂死在了李世民懷中。儘管李世民當時心裡或許有些無奈，但事後也並未因此而怪罪魏徵，反而更加敬重他敢於直言的品性。
正是由於李世民能夠虛心接納魏徵的諫言，從善如流，及時調整自己的政策和行為，君臣二人配合默契，才使得唐朝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都得以蓬勃發展，出現了 “貞觀之治” 這樣的盛世景象，為大唐的繁榮昌盛奠定了堅實根基，也為後世的君臣關係樹立了良好的典範。
唐朝初立，天下亟待大治之時，思想層面對於治理國家的路線選擇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魏徵在這方面發揮了關鍵影響力。當時存在著不同的治國思想主張，魏徵與封德彝之間便展開了一場意義深遠的爭辯。
封德彝作為山東士族，出於保衛地主階級私產的考量，主張 “治亂世，行重典”，認為應當對百姓使用 “嚴刑峻法”，以強力手段來壓制可能出現的不穩定因素，讓社會快速回歸秩序。然而魏徵卻秉持著儒家 “仁德” 與 “信義” 的思想，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
魏徵深刻洞察到，在歷經大亂之後，民眾內心渴望的是安定的生活，此時民心思安，若採用過於嚴苛的法令，反而容易激起民怨，不利於長治久安。他力主政令應該寬和，以誠信對待百姓，透過儒家倡導的道德去規勸民眾，讓百姓感受到朝廷的關懷與信任，認為唯有如此，方能真正贏得民心。得民心者，自然能使天下安穩。
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李淵起初採納封德彝等山東士族的思想去管理百姓，結果造成了劉黑闥反覆起義，社會局勢難以徹底平定。而在李世民聽取魏徵的主張後，短短几年，國中便趨於安定，外邦都紛紛來朝賀，就連一直與唐朝為敵的突厥，也開始穿著華夏衣冠，展現出對唐朝的認同與歸附。由此可見，魏徵所提倡的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的治國理念，為 “貞觀之治” 在思想層面奠定了堅實基礎，引導著國家走上了符合當時國情的正確治理道路。
魏徵對於唐朝的貢獻，絕不僅僅侷限於直言進諫這一方面，在參與朝政的諸多事務中，他同樣發揮了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公元629年，唐貞觀三年。魏徵遷為秘書監，開始校定古籍，同時領編修撰《隋史》等史書，在史學領域大展身手。他對於各史 “多所損益，務存簡正”，憑藉著深厚的學識以及嚴謹的治學態度，精心雕琢史書內容，去除繁雜冗餘之處，力求讓史書內容精準且簡潔，使其所編撰的這些史書獲得了 “時稱良史” 的讚譽，為後世研究前朝歷史留下了珍貴且可靠的資料。
除了在史學編撰上的貢獻，魏徵在人才選拔任用方面也有著獨到的見解和積極的作為。他深知人才對於國家發展的重要性，提倡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助力李世民打破門第觀念，選拔任用有才能、有品德之人，不論其出身貴賤，只要具備真才實學，都有機會得到朝廷的提拔和重用，為貞觀年間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