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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遺留下來的舊法，構建起符合漢朝統治需求的全新制度體系。
然而，漢文帝剛剛繼位不久，彼時朝堂內外局勢尚不穩定，各項事務都需要謹慎權衡，他認為當下進行如此大規模的禮制改革，時機還不夠成熟，儘管漢文帝內心十分認可賈誼所提出的這些頗具前瞻性的提議，但最終還是沒有采納。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記載：“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
公元前178年，當時的漢朝社會出現了一種頗為引人關注的現象，百姓紛紛棄農從商。賈誼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一現象背後潛藏的問題，經過深思熟慮後，他向漢文帝上書了《論積貯疏》。
在這篇文章裡，賈誼旗幟鮮明地提出了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他深刻地認識到農業對於國家穩定與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因而大力主張要全力以赴地發展農業生產，同時還要加強糧食的儲備工作，未雨綢繆，提前預防可能出現的饑荒等危機情況。
漢文帝在仔細研讀了賈誼的這篇奏疏後，對其中重農抑商的觀點深表贊同，認為其極具現實意義和長遠價值，於是果斷地採取了賈誼的建議，下令在全國範圍內鼓勵農業生產，並頒佈了一系列與之相配套的農業改革措施。
這些舉措的實施，猶如一場及時雨，滋潤著漢朝的農業經濟，使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與發展，不僅讓百姓們的生活更加安穩，也有效地緩和了階級矛盾，進一步鞏固了漢朝的統治根基。
值得一提的是，賈誼向漢文帝上書這兩篇重要文章的時候，不過才二十出頭的年紀，這般年輕卻有著如此深邃的政治洞察力和卓越的謀略，著實令人驚歎不已，這也充分證明了賈誼真的是一位天賦異稟的天才政治家。尤其是《論積貯疏》這篇文章，雖然 “重農抑商” 這一理念並非賈誼最先提出的，但《論積貯疏》對其進行了系統且深入的闡述，完善了 “重農抑商” 政策的可行性，讓這一政策更加具有可操作性，使得更多的百姓能夠有充足的糧食保障生活。
也正因如此，在後來漫長的封建王朝中，基本上每一個朝代都傾向於採取這一政策，足見其影響之深遠。
然而，命運似乎總喜歡給人設定一些坎坷與磨難，年少成名、才華橫溢的賈誼也未能倖免。儘管他才思敏捷，滿腦子都是治國安邦的良策，但畢竟年紀尚輕，身上還帶著濃厚的書生氣，缺乏足夠的人生閱歷，在面對複雜的朝堂局勢和人情世故時，顯得有些稚嫩，經不住事。
很快，賈誼的麻煩就來了。
公元前176年，漢文帝和大臣們商議，想提拔賈誼擔任公卿之職，這下朝中上下跟炸了鍋一樣，賈誼年紀輕輕就深得漢文帝的信任和寵溺，本來就讓很多人眼紅，如果再讓賈誼身居高位，這簡直就是在捅朝臣們的心窩子。
更為關鍵的是，當時志得意滿的賈誼，出於對國家政治穩定的考慮，向漢文帝提出讓各諸侯離開長安，回到各自的封地去就任。
這一建議看似合理，卻是觸動了周勃、灌嬰等這些勢力龐大的諸侯王的敏感神經。
這些諸侯王自西漢建國之時起便一直居住在長安，他們在這裡經營多年，勢力盤根錯節，關係錯綜複雜。長安對他們來說，不僅僅是一個居住的地方，更是他們權力和利益的核心所在，讓他們離開這個政治中樞，顯然是他們極不情願的事情。
於是，這些老牌的開國功臣們聯合朝中的眾多大臣，出於各自的利益考量，一起對賈誼展開了排擠和詆譭。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記載：“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
簡單來說，就是指責賈誼這個洛陽來的年輕人，年紀輕輕，什麼都不懂，卻妄圖獨攬大權，把朝廷的各項事務都攪得一團糟。
漢文帝當時繼位不過短短几年，權力根基尚未穩固，面對朝中如此強大的反對勢力，漢文帝權衡再三，無奈之下只能選擇犧牲賈誼，將他貶謫到了長沙。
賈誼被貶離京，長途跋涉，途經湘江時，，望著那滔滔江水，心中感慨萬千，聯想到自己的遭遇與古時屈原的命運竟有幾分相似，不禁觸景生情，揮筆寫下了《吊屈原賦》，借憑弔屈原之名，來抒發自己內心深處的怨憤情緒，將那滿腔的憤懣與不甘都傾注在了這篇賦文之中。
公元前174年，周勃被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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