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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天下考慮的 純臣，而是有著 以直邀寵”的嫌疑，這動搖了李世民一直以來寬容魏徵的基礎。
同時，當時為了能讓新立的太子李治坐穩位置，李世民需要對前太子李承乾的勢力進行打壓，而魏徵作為被朝廷公認的太子李承乾的最大保護傘，自然也成為了被針對的物件。
多重因素疊加之下，李世民一時氣憤，做出了推倒魏徵墓碑、取消魏徵長子與公主婚約的決定，使得曾經備受榮寵、風光無限的魏徵，在死後遭遇了這樣的奇恥大辱，也為這段原本的君臣佳話添上了一抹波折且令人唏噓的色彩。
不過，這一事件背後或許也存在著李世民一時的誤解，畢竟魏徵已經去世，無法再為自己辯駁，而那些所謂的證據也未必就能完全證明魏徵存有不良居心，或許只是各種利益、局勢交織下產生的誤會罷了。
公元645年，唐貞觀十九年。情況又發生了轉變。李世民親征高句麗失敗後，在挫折之中越發懷念魏徵的直言敢諫，不禁感嘆若是魏徵還在世，定然不會讓自己犯下這樣的錯誤。此時的他，回想起魏徵往昔的諸多諫言以及對自己、對大唐的貢獻，意識到自己當初推倒魏徵墓碑的舉動或許過於衝動了，心中滿是懊悔。於是，李世民下令重新修建魏徵的墓地，並且親自題寫了墓碑，恢復了魏徵應有的身後榮耀。
縱觀魏徵的一生，他對唐朝、對李世民、對 “貞觀之治” 所做出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他以儒家 “仁德” 與 “信義” 的思想，助力李世民推行治國之策，讓唐朝在大亂之後迅速趨於安定，外邦紛紛來朝賀，就連一直與唐朝為敵的突厥，都開始認同並歸附，展現出大唐的強盛與威望。在朝堂之上，魏徵不顧李世民的龍顏，犯顏直諫多達數十次之多，呈送給唐太宗的奏疏也有十一件，諫諍之言總計 數十餘萬言，其《諫太宗十思疏》《十漸不克終疏》等奏疏，皆是言辭懇切、邏輯嚴密，旨在勸諫李世民要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厚積德義，讓李世民能時刻警醒，及時改正自身的不足之處。同時，魏徵還積極參與朝政諸多事務，在校定古籍、編撰史書方面貢獻卓越。在人才選拔任用方面，提倡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為朝廷匯聚了眾多賢能之士。
後世對魏徵更是讚譽有加，稱他為 “一代名相”、“千秋金諫”，將他比作李世民的 “人鏡”，這些高度的讚譽足以證明他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魏徵用自己的一生，詮釋了忠臣與諫臣的擔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