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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與王安石,是宋神宗趙頊的左膀右臂,他也是北宋最猛的書生。他以筆為劍,在文人的儒雅之中,蘊藏著武將的豪邁與果敢。他成功收復河湟地區六州之地,招降三十萬敵軍,開拓兩千餘里疆土,取得自北宋建立以來最大的一次軍事勝利。
他就是以“奇計、奇捷、奇賞”著稱的“三奇副使”:王韶。
王韶,字子純,號敷陽子,江州德安人,北宋中期大臣,重要的軍事將領,謀略家。
公元1030年,北宋天聖八年。王韶出生在江州德安,王韶自小就沒有了父親,是一個孤兒,但他勤奮好學,一心想要考取功名,能有一番作為。公元1057年,北宋嘉佑二年,王韶登進士第,此後相繼擔任新安主簿、建昌軍司理參軍等職務。後因制科考試失敗,王韶毅然選擇遊歷陝西一帶,深入西北邊境,瞭解那裡的風土民情。《宋史·王韶傳》記載:“試製科不中,客遊陝西,訪採邊事。”這段經歷,猶如一把磨礪之劍,為王韶日後的輝煌奠定了堅實基礎。
北宋立國之初,便面臨著諸多棘手難題。
內部,“三冗” 問題(冗官、冗兵、冗費)如附骨之疽,日益侵蝕著國家根基。官員數量臃腫,人浮於事,行政效率低下;軍隊數量雖龐大,卻兵將分離,訓練廢弛,戰鬥力堪憂;加之奢靡之風盛行,各類賞賜、祭祀等耗費鉅額錢財,致使財政入不敷出,百姓負擔沉重。
外部,遼朝雄踞北方,憑藉燕雲十六州的險要地勢,對北宋虎視眈眈,頻繁索要歲幣,北宋被迫納貢求和,以換取邊境一時安寧。西北方向,西夏党項一族崛起迅速,李元昊稱帝建國後,更是野心勃勃,時常侵擾北宋邊境,燒殺搶掠,致使邊民苦不堪言,大量農田荒蕪,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宋夏之間多次爆發大戰,如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之戰,北宋軍隊卻接連慘敗,損兵折將,士氣低落,只能被迫採取守勢,邊疆防線搖搖欲墜。
到了宋神宗時期,這些問題不僅沒有得到妥善的解決,甚至變得更加棘手。神宗皇帝對北宋王朝積貧積弱、疆土日蹙的現狀深以為恥,解決西夏問題已然成為北宋實現長治久安的關鍵所在。若不能有效遏制西夏,北宋不僅邊疆永無寧日,國內經濟也將因持續的戰爭消耗而愈發凋敝,甚至可能陷入四面楚歌的絕境。
公元1068年,北宋熙寧元年。王韶經過多年的考察和精心籌備,
向宋神宗進獻《平戎策》三篇,詳細地闡述了攻取西夏的策略。《平戎策》宛如一把利劍,直擊北宋邊防要害。
王韶在《平戎策》中開篇明義,指出欲破西夏,必先收復河、湟二州。河湟地區,位於黃河上游與湟水流域,水草豐美,土地肥沃,是天然的優良牧場,且地勢險要,為戰略要衝。此地聚居著諸多吐蕃部落,勢力分散,相互之間時有爭鬥,尚未形成強大統一的政權。當時,西夏亦對河湟地區覬覦已久,企圖拉攏吐蕃各部,進一步拓展勢力範圍,進而對北宋形成更大威脅。
王韶認為,北宋應抓住這一有利時機,果斷採取行動。一方面,派遣能臣幹吏深入河湟地區,施展恩威並施之策,招撫吐蕃各部,以豐厚賞賜、通商互利等條件吸引他們歸附宋朝,使其成為北宋對抗西夏的盟友;另一方面,集結精銳兵力,對負隅頑抗、與西夏勾結的吐蕃部落予以堅決打擊,彰顯大宋軍威。待河湟地區穩固掌控後,北宋便可在此屯駐重兵,修築城寨堡壘,建立穩固防線,切斷西夏與吐蕃的聯絡,使其陷入腹背受敵的困境。屆時,北宋可從東、南兩面,聯合河湟吐蕃從西面,對西夏形成戰略包圍之勢,逐步壓縮西夏生存空間,最終實現徹底平定西夏、消除西部邊患的宏偉目標。
這一戰略構思,充分考量了北宋與西夏、吐蕃三方的實力對比、地緣政治以及民族關係等諸多因素,跳出了北宋以往單純防禦的思維定式,以攻為守,變被動為主動,為解決西夏問題開闢了一條全新路徑,展現出王韶卓越的戰略眼光與非凡的膽略。
《平戎策》一經呈上,瞬間在北宋朝堂掀起驚濤駭浪。朝堂之上,保守派與變法派圍繞此策展開激烈交鋒。保守派大臣們秉持著傳統的 “守內虛外” 觀念,認為北宋多年來與西夏作戰屢戰屢敗,損兵折將,如今應休養生息,避免再生事端。他們憂心忡忡地指出,開拓河湟地區需耗費鉅額錢糧,徵調大量兵力,會進一步加重百姓負擔,引發國內動盪不安;且吐蕃各部民風彪悍,難以馴服,一旦處理不當,極易陷入戰爭泥潭,得不償失。
而以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則對《平戎策》予以堅決支援。王安石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