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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這個計劃執行，下三個月苦工夫，就能夠了十年不結之局。他認為，透過這種分割槽域、有重點的圍剿和堵截方式，可以有效地遏制農民起義軍的流動作戰，將他們逐漸壓縮在一個較小的範圍內，然後各個擊破。在實施
“四正六隅，十面張網”
戰略的初期，明軍確實取得了一些顯著的成果。張獻忠在明軍的強大壓力下，走投無路，被迫接受了招安。李自成也被明軍追剿得只剩下十八騎，不得不遁入商洛山中，暫時隱藏起來。其他各支農民軍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擊，紛紛表示投降。這些勝利讓明朝政府看到了鎮壓農民起義的希望，也讓楊嗣昌的聲望達到了。
然而，要實施
“四正六隅，十面張網”
的戰略，需要大量的軍費支援。當時的明朝財政已經陷入了極度困境，根本無法滿足這一龐大的開支。為了解決軍餉問題，楊嗣昌提出了加徵
“三餉”
的建議，即剿餉、練餉和遼餉。
剿餉是為了籌集鎮壓農民起義的軍費，總數為280萬兩，主要透過加收田賦的方式來籌集。練餉則是為了訓練
“邊兵”，加強九邊各鎮的防禦力量，同時也用於對付農民起義。練餉加徵田賦每畝銀一分，共徵銀730餘萬兩。而遼餉則是為了應對遼東戰事而徵收的，早在萬曆末年就已經開始徵收。這三種餉銀加起來，每年徵收接近1700萬兩，遠遠超過了明朝的正賦。
這一舉措如同雙刃劍，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明朝的財政危機，為鎮壓農民起義和抵禦後金入侵提供了資金支援，但也給廣大百姓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在當時，明朝已經面臨著嚴重的社會矛盾，土地兼併嚴重，百姓生活困苦。加徵
“三餉”
無疑是雪上加霜，使得百姓的生活更加艱難。許多農民因為無法承受沉重的賦稅，不得不逃離家園，加入到農民起義軍的隊伍中。明朝政府陷入了一個惡性迴圈，為了鎮壓起義，不得不加徵賦稅，而加徵賦稅又導致更多的農民起義，使得明朝的統治更加岌岌可危。
除了鎮壓農民起義和解決軍餉問題，楊嗣昌還面臨著來自後金的巨大威脅。在他看來，明朝在當時的形勢下，已經無力同時應對農民起義和後金的入侵。因此，他主張與後金和談，集中力量鎮壓農民起義軍。
楊嗣昌深知，後金的實力不容小覷，明朝在遼東的戰事中屢屢失利，已經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如果繼續與後金進行戰爭，明朝將陷入兩線作戰的困境，這對明朝來說是極為不利的。他認為，與後金和談可以暫時緩解明朝的外部壓力，為明朝爭取時間來整頓內部，增強實力。等到明朝內部穩定後，再集中力量對付後金。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楊嗣昌開始秘密啟動議和行動。他派遼東巡撫方一藻與後金進行接觸，試探後金的態度。皇太極對議和表示出了一定的興趣，他表示，如果明朝能夠滿足後金的一些條件，後金願意撤兵東歸。
然而，楊嗣昌的主和之議遭到了朝中許多大臣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與後金和談是示弱的表現，會損害明朝的尊嚴和威望。他們主張堅決抵抗後金的入侵，不能向敵人妥協。在這些反對者中，以少詹事黃道周最為激烈。黃道周是一位剛正不阿的大臣，他堅決反對與後金和談，認為這是對國家和民族的背叛。他在朝堂上與楊嗣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言辭激烈地指責楊嗣昌的主和之議。
崇禎帝在這個問題上也陷入了兩難的境地。他一方面希望能夠解決內憂外患的問題，恢復明朝的統治秩序；另一方面，他又擔心與後金和談會引起朝臣的不滿，損害自己的威望。在這種情況下，他遲遲不敢做出決定。最終，由於朝臣的反對和崇禎帝的猶豫不決，楊嗣昌的主和之議未能實現。和談的失敗使得明朝繼續面臨著兩線作戰的困境，局勢變得更加嚴峻。
公元1638年，明崇禎十一年。皇太極派兵大舉入塞劫掠，是為戊寅之變。由於明廷內部政見分歧，楊嗣昌、高起潛未能與總督天下援兵的盧象昇良好配合，導致盧象昇戰死於鉅鹿賈莊，七十餘城先後失守，四十六萬人被俘（包括德王朱由樞）。在這種情況下，崇禎帝不得不抽調原本用於鎮壓農民起義的軍隊前往北方抵禦後金的入侵，這使得農民起義軍得到了喘息的機會，勢力又開始重新壯大起來。
戊寅之變不但使楊嗣昌攘外必先安內的計劃化為泡影，十面張網戰略也因為洪承疇、孫傳庭被調入京師勤王逐漸成為一張破網。
公元1639年，明崇禎十二年。張獻忠在谷城再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