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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請求除大逆之罪外，全部免去連坐之罪。朱元璋於是命令他與御史中丞劉基等裁定律令，頒示朝中內外。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對於朱元璋和李善長來說，都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這一年，朱元璋在應天正式稱帝，建立了大明王朝，改元洪武。李善長作為朱元璋的重要謀士和開國功臣，在這個重大的歷史時刻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擔任大禮使，負責籌備和主持追封朱元璋祖先及冊立后妃、太子、諸王等一系列重要的儀式。這些儀式不僅是對朱元璋家族地位的確認，也是新王朝建立的重要象徵，李善長以其嚴謹的態度和出色的組織能力，確保了儀式的順利進行，為新王朝的開端增添了莊重和威嚴的氛圍。
隨後，朱元璋任命李善長兼太子少師，授為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參與決定軍國大事，其他仍然如故。皇帝巡幸汴梁，李善長留守，一切事情李善長都可以不經請示靈活處理。
李善長憑藉著自己對元朝制度的深入瞭解和多年的政治經驗，開始著手對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制度進行建設和改革。
在政治制度方面，李善長協助朱元璋確定了六部官制，明確了各個部門的職責和許可權，使得朝廷的行政機構更加合理、高效。他還參與商議官民喪服及朝賀東宮禮儀等事宜，制定了一套嚴格的禮儀規範，以維護封建等級秩序。這些禮儀規範不僅在宮廷中得到了嚴格的執行，也逐漸影響到了民間社會，成為了人們日常生活中的行為準則。
在經濟制度方面，李善長提出了一系列有利於國家經濟發展的政策。他建議專賣兩淮之鹽，設立茶法，透過對鹽和茶的專賣，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他還積極推動恢復制錢法，開礦冶鐵，制定魚稅等措施，促進了商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在他的努力下，國家的財富日益增長，百姓的生活也逐漸得到了改善。這些經濟制度的建立和實施，為明朝的經濟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文化制度方面，李善長奉命監修《元史》，組織了一批學者對元朝的歷史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和編纂。《元史》的修成，不僅為後人瞭解元朝的歷史提供了重要的資料，也有助於鞏固明朝的統治地位，增強民族認同感。他還參與編寫了《太祖訓錄》《大明集禮》等書，這些書籍對明朝的政治制度、禮儀規範、道德準則等方面進行了詳細的闡述和規定，成為了明朝統治者治理國家的重要依據。
公元1370年，明洪武三年。天下局勢逐漸穩定，朱元璋開始對開國功臣進行大規模的分封。在這次分封中，李善長被授予
“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
的稱號，晉升為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進爵韓國公，年祿四千石，子孫世襲。他的地位在所有功臣中位居首位，詔書中將他比作漢代的蕭何，對他的功績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和褒獎。
除了封王拜相，朱元璋還賜予李善長免死鐵券。免死鐵券在當時可是無比珍貴的賞賜，它就像是一道保命符，意味著李善長在犯某些罪行時可以免死。李善長得到了兩張免死鐵券，他本人可以免死兩次，其子可以免死一次。這不僅是對李善長個人功績的認可，也是朱元璋對他的極度信任和恩寵的體現。一時間，李善長成為了朝廷中最顯赫的人物，他的家族也因此榮耀至極。
李善長雖然在明朝的建立和初期發展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他的性格中卻存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缺陷，這些缺陷如同隱藏在暗處的定時炸彈，為他日後的悲慘結局埋下了伏筆。
李善長外表看似寬厚溫和，給人一種和藹可親的長者形象。然而，在這看似溫和的外表下，卻隱藏著一顆嫉妒和苛刻的心。他對於那些才能出眾、地位逐漸上升的人，常常心生嫉妒，難以容忍別人超越自己。這種嫉妒心理，使得他在處理與他人的關係時，往往表現出不公正和狹隘的一面。
參議李飲冰、楊希聖，僅僅因為在討論國事時，稍微冒犯了李善長的權威，他便懷恨在心，利用自己的職權，以莫須有的罪名奏請皇上，將他們罷免。這種睚眥必報的行為，讓朝中的大臣們對他心生畏懼，不敢輕易與他發生衝突。更有甚者，李善長與中丞劉基爭論法令時，竟然不顧自己的身份和形象，對劉基進行辱罵。劉基本是一個豁達之人，但面對李善長的無理取鬧，他也感到十分無奈和委屈。劉基深知，在這樣的環境下，自己很難再有所作為，於是，他選擇了告老還鄉，遠離這個是非之地。
李善長的這些行為，使得他在朝中樹敵眾多。許多大臣對他表面上恭敬有加，但內心卻充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