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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仇之”用押韻的辭句，使重點突出，系從《莊子·馬蹄》的寫法變化而出。從介紹橐駝的種樹經驗上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觀點同老莊思想還是有差別的。柳是儒、道兩家思想的結合，他並不主張一味聽之任之的消極的“順乎自然”，而是主張在掌握事物內部發展規律下的積極的適應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種樹人都能做到認識樹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適應樹木生長規律的業務。把種樹的道理從正反兩面講清楚以後，文章自然就過渡到第四段。
四、五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實為一篇之“精神命脈”。作者透過對話，運用“養樹”與“養人”互相映照的寫法，把種樹管樹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對“養人”之不善，文章先簡要地用幾句加以概括：“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這與上文“他植者”養樹管理之不善遙相呼應。接著用鋪陳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種種表現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畫細緻入微，入木三分。如寫官吏們大聲吆喝，驅使人民勞作，一連用了三個“爾”，四個“而”和七個動詞，把俗吏來鄉，雞犬不寧的景象描繪得淋漓盡致。作者最後以“問者”的口吻點出“養人術”三字，這個“養”字很重要。可見使天下長治久安，不僅要“治民”，更重要的還要“養民”，即使人民得到休生養息，在元氣大傷後得到喘息恢復的機會，也就是後來歐陽修說的“涵煦之深”。這才是柳宗元寫這篇文章的最終目的。
綜觀全文，我們應注意三點：一是無論種樹或治民，都要“順天致性”，而不宜違逆其道；二是想要順天致性，必先掌握樹木或人民究竟怎樣才能“碩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發展規律；三是動機效果必須統一，不允許好心辦壞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頭上。把這三點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養人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