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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唐書》曾讚揚魏徵的奏疏“可為萬代王者法”。對於魏徵這篇奏疏，唐太宗非常重視，說它是“言窮切至”，使得自己“披覽亡倦，每達宵分”。他還曾使用“載舟覆舟”的比喻來訓戒太子。宋、明、清三代的一些君主，也經常拜讀這篇奏疏，用以規戒自己。由此可見它在封建時代的重要意義。即使到了現代，文中“居安思危，戒奢以儉”的觀點，也仍有值得借鑑的意義。
這篇奏疏，在寫作上很有其特色，它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文章根據唐太宗在取得巨大政績之後，逐漸驕傲自滿，生活日趨奢靡地情況，指出了他“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不可以“竭誠以待下”，必然會使“骨肉為行路”，最後導致至親疏遠，君臣解體，離心離德，難於保守天下。奏疏不僅把“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的危害的道理講得清清楚楚，而且還對症下藥，提出“十思”的措施，既明確具體，又實用而不空泛，針對性很強。
奏疏從頭至尾，多用駢偶，或相對為文，或排比論述，辭工文暢，音律和諧，鏗鏘成韻，讀來如覺連珠滾動，文章一氣呵成，論述步步為營，氣勢雄健有力，警示振聾發聵。
《諫太宗十思疏》是唐朝著名諫議大夫魏徵寫給唐太宗的一篇奏疏。唐太宗即位初期，因隋鑑不遠，故能勵精圖治。隨著功業日隆，生活漸加奢靡，“喜聞順旨之說”，“不悅逆耳之言”。魏徵以此為憂，多次上疏切諫，本文是其中的一篇。文章先以比喻開篇，透過成敗得失的比較推論，歸結到“可畏惟人”，指出了爭取人心的重要性。在這篇文章中，魏徵緊扣“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規勸唐太宗在政治上要慎始敬終，虛心納下，賞罰公正；用人時要知人善任，簡能擇善；生活上要崇尚節儉，不輕用民力。這個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安邦治國的重要思想作了非常精闢的論述，其主題是在於提醒唐太宗要想使國家長治久安，君王必須努力積聚德義，具體提出了居安思危，戒奢以儉等十個建議。寫得語重心長，剴切深厚。
魏徵敢於直諫，在貞觀年間先後上疏二百餘道，強調“兼聽則明，偏信則闇”，對唐太宗開創的千古稱頌的“貞觀之治”起了重大作用。而全文主要闡明的是為人君必須“居安思危，戒奢以儉”的主旨。《諫太宗十思疏》的精神，主要是規勸唐太宗在“貞觀之治”取得成就以後，仍要牢記隋亡的教訓，“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善始”、“克終”，以“積其德義”，使國家達到到長治久安的局面。
《古文觀止》評價：通篇只重一“思”字，卻要從道義上看出，世主何嘗不勞神苦思，但所思不在德義，則反不如不用思者之為德也。魏公十思之論，剴切深厚可與三代謨、誥並傳。
魏徵這篇諫疏是規勸唐太宗要“居安思危，戒奢以儉”的。文章第—段即開宗明義，用樹木、河流作比，說明“居安思危，戒奢以儉”是保證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第二段分析“取易守難”的道理，並從“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入手，得出守成之君“所宜深慎”的結論，具有很強的邏輯性和說服力。第三段提出“十思”的具體內容。所謂“十思”，歸納起來，即戒奢安民、思危反滿、寬容仁慈、慎始善終、虛心納言、拒邪黜奸、刑賞以法。
以“固本思源”為喻，說明“居安思危，戒奢以儉”的重要性。
開篇並沒有直接提出“十思”的內容，而是以生動形象的比喻開啟話題。“臣聞”的口氣不卑不亢，令人警醒。先從正面說，用比喻推理（“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引出正題：“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三個排比句，兩個作比喻，一個明事理，淺顯易懂，不容置疑。再從反面申述：“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望國之治，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這樣就加重了強調意味。反問的一句，差不多帶有“挑釁”口吻，正是“忠言逆耳”之處。接著，進一步明確指出，“人君”地位高，責任重大，如果“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要想國家長治久安是不可能的，如同“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一樣荒誕。這一段的結尾，照應前面，又充分利用了“木”與“水”的比喻。
第二段
總結歷史經驗，並從創業守成、人心向背等方面論述“居安思危”的道理。“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始繁，克終者蓋寡。”開頭幾句，寥寥數語，就概括了歷代君主能創業不能守成的普遍規律，這雖說是人之常情，但要“思國之安”，就必須以理性去克服它。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