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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嶽泰山，巍巍峨峨，猶如一個頂天立地的巨人，以其拔地通天之勢，擎天捧日之姿，雄踞於齊魯大地。其實，泰山險不過華山，雄不過恆山，海拔高度在五嶽中僅排第三位。學者王克煜認為，它之所以被尊為五嶽之首，與它的地理位置分不開。東漢應劭在《風俗通義》中記載：“泰山之尊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嶽長。”此外，泰山之所以被視為五嶽之尊，與它在歷史上曾具有的濃重的政治、宗教色彩分不開。司馬遷《史記》援引《管子·封禪篇》說，上古之時，封禪泰山的就有七十二家帝王。後來，歷代帝王幾乎無不封禪泰山。泰山別名“天孫”，意為天地之孫，主招魂，知人生命之長短，這大概是歷代帝王鍾情於泰山的重要原因吧。從這個意義上說，泰山是一座政治色彩濃厚的文化山。泰山又是一座自然風光優美的山。它壑深谷幽，峰奇石怪，山高水長，風捲雲舒，歷來就吸引著許多文人墨客為它長嘯短吟，為它潑墨揮毫，為它錦上添花。姚鼐也是其中的一位。
姚鼐寫過多篇有關泰山的詩文：《登泰山記》、《遊靈巖記》、《歲除日與子穎登日觀觀日出歌》(詩)、《泰山道里記·序》等。《登泰山記》是歷代泰山遊記中的佼佼者。讀這篇遊記，我們被作者濃厚的遊興所感染。文人登泰山，多選春秋良時，姚鼐卻選擇了一條特殊的路線和一個特殊的日子。“餘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一般人不會穿泰山西北谷抵達泰安，也不可能借機去考察齊長城。姚鼐這位主張“義理、考據、文章”的桐城派代表，偏要“越長城之限”，實地考察古長城之貌，其精神令人由衷敬佩。作者登山這天，是除夕的前一夜，觀日出時正值中華民族最隆重的傳統節日——年三十。冬天登山已不多見，選擇歲除之日觀日出則更加少見。你想，在萬家團聚共度良時之日，作者於泰山之巔皚皚白雪之中翹首迎接新一輪紅日噴薄而出，這是不是表現了一種崇高的人生境界?正如他在詩中所寫：“男兒自負喬嶽身，胸中大海光明暾。即今同立岱宗頂，豈復猶如世上人?”
作者的語言十分洗練。“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穀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寥寥三十餘字，將泰山的地理位置、河流走向及南北分界，交代得一清二楚。句式整飭，朗朗上口。接下來，作者連用“乘、歷、穿、越、至”五個動詞寫出自己的行進路線，語句清晰如水，又起伏跌宕，宛如一條遊動的長龍。作者寫景的語言也是非常簡練的。“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這幾句寫了泰山雪景、夕陽、雲霧，如詩如畫，令人遐想不已，但又是何等的惜墨如金。作者寫日出盛景，用墨極少，卻能將正面描寫和側面描寫結合起來，再次收到以少勝多的藝術效果。“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這是正面描寫。“回視日觀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絳皓駁色，而皆若僂。”這是間接描寫。文末描寫也是精彩之筆。“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圜。少雜樹，多松，生石罅，皆平頂。冰雪，無瀑水，無鳥獸音跡。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膝齊。”用最少的語言傳達最豐富的資訊，這是本文的一大特色。
桐城派主張義理、考據、文章缺一不可。在這篇文章中，這點體現得是很好的。單說考據，文中處處可見。“古長城”、“三谷”、“環水”、“東谷”、“石刻”、“天門”等都是作者考證的內容。也許有的讀者會說，作者對自己的內心感情壓抑得太過分了，以至於全篇無一句抒情語。我們不好臆測作者當時的心境，但從他寫的詩句來看，能夠感覺出他是有很多感慨的。但他遠不像范仲淹《岳陽樓記》那樣盡情抒發。如果不進行一番“考據”，僅從桐城派文章風格上解釋這一現象，恐難講通。
乾隆三十九年（1774），姚鼐四十二歲。他參加纂修的《四庫全書》於三十七年告成，以御史記名。此年以養親為名，告歸田裡，道經泰安與摯友泰安知府朱孝純（字子穎）同上泰山。泰山氣勢雄偉，風景壯麗，歷代文人騷客多在春秋佳日，聯袂登山，吟哦題詠，留下了許多優秀的篇章，姚鼐的《登泰山記》把泰山雪後初晴的瑰麗景象和日出的壯觀場面真實動人地描繪出來。且記述的是冬日的遊歷，有別於徐志摩、李健吾、楊朔、馮驥才等諸公的文字，因而顯得不落窠臼，更具特色。
作者從地理環境著筆，山南有汶水西流，山北濟水東去，名山傍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