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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人未能急親，惡人未能輕去
待人從容，處世遇事須從長計議，這就是掌握“善人未能急親”，“惡人未能輕去”原理的訣竅。我們在生活與工作中，要學會判別各種各樣的人，要掌握與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的技巧，少不了要明確善與惡的標準，掌握與善人和與惡人打交道的不同技巧。有句俗語說:一粒米養百種人。這句話說的確實如此，世界之大，無奇不有，無所不包。
從洪應明的體察認識到，首先，具體到每個人的人性善惡，未必對應地在其外在的善惡言行上表現出來。比如，一個人在做壞事的時候就擔心會被人發現，那麼，在他這種畏懼的心理中，還表明他有重新走上歸善從良之路的希望。而另一個人則沸沸揚揚地行善，唯恐天下人不知、遲知或是少知，以此為資本來要譽要名，那麼，他行善之時所培植的正是惡根惡芽。
什麼道理呢?因惡行忌諱不為人知，否則，作惡者就不易得到外來力量的幫助來矯正，就不易棄惡就善。而善行則忌諱廣為人知，否則，行善者就可能萌生出求功求名的不良動機，也可能因此而遭到嫉妒者的諷刺打擊，不利於自己的修養，也不利於自己的處世。
結論因此也就是辯證而又深刻的:作惡早為人知、廣為人知者，他闖的禍就淺，反之就深。行善早為人知、廣為人知者，他立的功就小，反之就大。洪應明認為，對於能嚴格要求自己的君子而言，即使他前面有兩種抉擇，一是自己未曾行善，但卻得到了別有用心者的稱譽;二則是自己未曾作惡，但卻受到居心不良者的毀謗。他會選擇後者，原因不挑自明:前者所帶來的虛榮，是人生的迷魂湯;後者所帶來的苦難，則是人生的磨礪石。
這些思想，能使人們明確一些判別善人與惡人的標準，也能更好地解答以下問題:中國的傳統美德為什麼推祟施恩而不圖報者?中國普通百姓為什麼更願做好事而不願留名?
每個人活著，都不能只想到自己。所以，一個人應該真心誠意地幫助別人，並在幫助別人時，將自己的思想情感提升到一個新的境界，成為一個高尚而又純粹的人，並因此而拋棄虛榮心。不像那個曾有的不諳世事的小孩一樣，他省下了父母給的早餐錢，交給老師並謊稱這是在路上撿到的，為的只是聽到老師對他的表揚;更不同於那些借行善來宣揚自己，以求達到種種不可告人目的的別有所圖者。
人世間有很多的善人，還存在著少量的惡人。那麼，人們就不能不講究待人的方式，做到因人而異。在這方面，洪應明的經驗之談有二:其一，不應過急地親近善人，不宜預先顯揚善人，原因在於:唯恐招來奸詐之徒的毀謗中傷。其二，不能輕率地離開惡人，不宜無分寸地提前揭露惡人，原因在於:唯忍招來惡人們的構陷誣害。
歷史與現實的很多事例，說明了“善人未能急親”的必要性。就以劉備“三顧茅廬”的歷史來說吧，當劉備親率關羽、張飛去恭請諸葛亮出山輔政時，因第一、第二次都未能碰上諸葛亮，關、張兩人就已經很不耐煩。當劉備第三次光顧諸葛亮的茅屋，終請出他輔政後，劉備對諸葛亮是言聽計從。
這種情形可把關、張兩人急壞了，於是聯合向劉備發牢騷:“諸葛亮年紀輕輕，有什麼了不起?您對他是言聽計以，我們即您打了這麼多年的仗，現在還不如他了?”劉備說:“我得了諸葛亮，就像魚得到了水一樣，請你們別這麼說。”
其後，諸葛亮逐年累月所表現出的才幹與能力，證明了劉備所言不虛。關、張兩人才心悅誠服了。
從歷史上看，關、張兩人算不上是奸詐之徒，但他們已是牢騷滿腹，不服的怨氣溢於言表。如果真是碰上奸詐之徒或是中了敵方的離間計，那麼，內耗與內亂就勢在必現。結果必是自我削弱乃至自取滅亡。歷史上，項羽正因為不善待人，氣跑了韓信、氣走了范增，終落得個自刎烏江邊的結局。
再說說“惡人未能輕去”，這的確是儲存善人，減少人世間悲劇的途徑之一。
戰國時，魏惠王邀請鬼谷子的得意門徒孫臏出山治軍。孫臏至魏後，不意卻遭到了自己過去的同窗、時任魏國軍師的龐涓的陷害，身受臉被刺字、膝蓋被剜的酷刑。
為了擺脫惡人的陷害，孫臏就裝痴扮傻，時哭時笑，稱酒飯為毒藥，抓泥土、豬糞當飯糰吃，終於使龐涓一-夥放鬆了對他的監督，最後安然到達了齊國，成為齊國軍師，設計斬殺龐涓於馬陵道上。
從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孫臏不僅是偉大的軍事家，也是處世的大師，他十分通曉對待惡人、小人們的對策與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