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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破受凍死亦足。”這是詩聖杜甫的博大、蘊含無限愛意的胸懷。洪應明在利物濟物方面，則是提倡心萌一點不忍之念，長養一種惻隱之心，也就是憐愛天下萬物之心，不忍傷害天下萬物，不忍殺生之念。不忍的程度，借用並略改蘇東坡的兩句詩來論述，是:“為鼠常留飯，憐蛾紗罩燈。”(蘇東坡的原詩句是:“為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即因憐惜老鼠會因缺吃而餓死，就經常有意識地為老鼠留一些飯粒;因為憐惜撲火自焚的蟲蛾，就專門用紗布罩燈，以免火焰傷及蟲蛾)這自然是就極端的事例而舉的例子，對於在秋收時深受老鼠之害、在夏夜時深受蟲蛾之擾的人們來說，這種養鼠護蛾的觀點似乎過於迂腐。為什麼要有一一種養鼠護蛾之心呢?這是使黎民百姓得到教養(生民)、使萬物得以繁衍生長(生物)的根芽基礎。這是我們能贏得身心上的新生的契機，缺了這種契機，人就僅是徒具土木形骸的行屍走肉而已。這樣看來，培養-顆博大而慈愛萬物之心的重要性。一次，程頤見到宋哲宗隨手摺斷了--條柳枝，就聲色嚴肅地說:“正值春天和暖的季節，草木萬物正在發芽生長，不能夠無故地摧殘折斷它們。”
程頤嚴肅地指斥宋哲宗折斷柳枝，則是說明人在萬物欣欣向榮的春天，不應無端地對弱小的動植物施以強暴，以免將損敗生命的遺憾留在自己的身後，從而既防止了損壞大自然的俏麗和諧的面龐，也使人杜絕萌生那種茶毒生命的殘暴心性。從這種立場出發，就很容易理解古人主張人在春遊時，不應輕易折枝摧葉，以及“勸君莫打三春鳥，子在巢中盼母歸”之類的勸誠。
第二條理由，則是從人類應該透過具體護生行為來培養出慈愛萬物之心的角度而言的。在這方面，曾作《護生畫集》的現代藝術名家豐子愷居士，“我的護生之旨是護心，不殺螞蟻非為愛惜螞蟻之命，乃為愛護自己的心，使勿養成殘忍。”這段話就說得非常在理。
《伊索寓言》中的-則故事，同樣也涉及類似的認識。
在海邊，一位哲學家目睹了一艘船沉沒遇難，船上的水手和乘客全部被淹死了。
哲學家便抱怨上帝不公，只因一個罪犯偶爾乘坐這艘船，上帝竟然讓全船無辜的人都死去。
正當他沉迷在抱怨時，他發現自己被一大群螞蟻圍住了。原來，他正站在螞蟻窩旁，有一隻螞蟻便爬到他腳上，咬了他一口。
頃刻間，他就用腳將這些螞蟻全踩死了。
這時，天神赫耳墨斯現身了，並用棍子敲打著這位哲學家，說道:“你自己也和上帝一樣，如此對待眾多可憐的螞蟻。你也不能做判斷天道的評判者。’
可見，相應的意識重要，知行合一就更為重要。
據此，再去理解洪應明所提倡的養鼠護蛾之心，即知這只不過是就極端例子而列舉的護生之心。既然能連鼠蛾都予以呵護，那麼，天下還有什麼生物的生命不應予以呵護呢?所以，我們所應培植並予以珍惜的，正是這種濟物護生之心，而不必拘泥於那種養鼠護蛾之說(鼠蛾畢竟還是害蟲)。
於是，從這種濟物護生之心出發，我們更欣賞在影視文學作品或現實生活中所見的這樣一些場景:或是一個飢渴難忍的瀕臨絕境者，連滾帶爬地來到了一.條溪水旁，喝了水後，剛級過氣，他就為自己所發現的一朵花或一條小魚、一條小蝌蚪，感到無限的喜悅，他小心翼翼地給這朵花澆水，或將那條魚、那條小蝌蚪輕輕地放人水中，讓它們再次自由自在地遨遊在碧波里。
這些，絕不僅僅是一些富於閒情逸致和詩情畫意式的場景，因為從中，我們可以感悟到人與其他生物種類的情感溝通，學會珍惜愛護其他生物種類的生命，也養成了熱愛生命的和平之心，這正是人類無愧於萬物之靈的稱譽的表現之一。
洪應明在《菜根譚》中的觀點認為，人們在閒暇中，流連於動植物之間，常識雖多認為木石偏枯了一些，鹿豕則不乏頑蠢，但它們都是天地生機的體現，都相通於人的真如本性。
依據濟人利物的原則做了以上的闡述之後，很容易認同洪應明所論及的三條原則，即:
( 1 )在處世時，不能自欺欺人，也就是說，要憑良心去做人做事;
(2)在與別人交往時，不要逆悖別人的真情實意，要合群，要隨緣;
(3)在向自然索取物質財富時，要注意適量適度，不做不留餘地的搜刮之舉，避免類似竭澤而漁的蠢舉。
洪應明論及這三條原則的立場，帶有他的時代認識的特色，如認為這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