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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均被逮捕下獄治罪。肅宗還專門任命禮部尚書李峴、兵部侍郎呂湮為詳理使,與御史大夫崔器共同審理陳希烈等人降叛軍之罪。呂湮、崔器認為諸陷叛軍官員皆背國從偽,按律都應該處死。肅宗也想如此,以殺一儆百。但李峴卻說:“叛軍攻陷兩京,天子走保蜀中,人們各自逃生。這些陷賊官都是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現在一概以叛逆罪處以死刑,恐有乖於仁恕之道。並且叛亂還沒有最後平定,河北未下,群臣還有許多陷於叛軍。如果從寬處置,是開其自新之路,如果全部誅殺,是堅其叛逆之心。《尚書》有言:殲厥渠魁,脅從罔理。呂湮、崔器只是死守律例,不識大體。希望陛下深加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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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收復兩京(4)
雙方意見不一,爭論了好幾天。最後肅宗還是聽從了李峴的建議,將陷賊官分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達奚珣等18人被斬於城西南獨柳樹下,陳希烈等7人被賜自盡於大理寺,應受杖者皆杖於京兆府門。只有安祿山所任命的河南尹張萬頃因為在叛軍中保庇百姓而被免罪,大詩人王維則因為在洛陽時寫詩表達他對唐廷的眷念之意也被免罪。
[李峴,字延鑑,李唐宗室子弟,為唐太宗李世民第三子李恪孫,曾任京兆尹,寬政惠民,勤政廉潔,為百姓辦了很多的實事。天寶十三年(754年)秋,大雨成災,玄宗深為憂慮。宰相楊國忠因為李峴不肯依附自己,便將災荒歸咎於李峴,貶其為長沙太守。李峴當京兆尹時,由於治理有方,糧價低而穩,百姓歡心,結果李峴一走,糧價飛漲,百姓恐慌。於是長安流傳“欲粟賤,追李峴”的說法,意思是要要想使長安糧食價格低廉,最好是把李峴追回來。楊國忠為了隱瞞災情,故意找到了一穗飽滿的稻穀,拿給玄宗看,胡說道:“雨下得雖然很大,但決不會影響莊稼收成。”當時楊國忠擅權,無人敢站出來說出實情。玄宗心中其實也不大相信,退朝回宮後,見左右無人,便問心腹宦官高力士:“淫雨連綿不斷,天下怎麼會沒有事呢?你不妨據實告訴我真實情況。”高力士嘆了口氣,說道:“自從陛下把朝政大權交給楊宰相後,賞罰無章,法令不行,以至陰陽失度,天災人禍不斷,天下怎麼還能太平呢?群臣都不敢直言,我也只好不再多說什麼了。”玄宗聽後默然無語。高力士表面上是不再多說什麼了,潛臺詞是明顯的。滿朝文武,無人敢揭露楊國忠的劣行,偏偏高力士說出了實話。但玄宗太過寵愛楊貴妃,對楊國忠也就聽之任之了。可見高力士確實得到唐玄宗的充分信任,也因此獲得了令人畏服的權力,但沒有依仗權勢為非作歹。李峴與妻子獨孤峻的墓誌於2000年在西安出土,為唐代著名書法家徐浩所書。]
而那些死也不肯投降的名士則受到表彰。汲郡(今河南汲縣)青巖山有個名叫甄濟的隱士,因為操行高尚而名聲在外。安祿山沒有謀反之前,聘請甄濟為採訪使和掌書記。甄濟感覺到安祿山有反叛之心,便假裝中風,辭官回家。安祿山稱帝后,念念不忘甄濟,派心腹蔡希德帶領兩名刀斧手來召甄濟,倘若甄濟抗拒,便就地處死。結果甄濟自己伸著脖子,等著刀斧手行刑。蔡希德頗為不忍,於是沒有殺他,回去告訴安祿山說甄濟患了重病。但即便如此,後來安慶緒即位後,也派人強行把甄濟抬到洛陽。幸好一個多月後,廣平王李俶就率軍收復了洛陽。肅宗任命甄濟為秘書郎,讓他住在三司館舍,令那些受叛軍官爵的大臣對其列拜,以此來讓那些人心中慚愧。
兩京收復後,安史之亂進入另一個階段,留守范陽的史思明逐漸替代安慶緒成為另一主角。安慶緒逃出洛陽後,惶惶不可終日,一路奔至鄴郡(今河南安陽),才算安定下來。但其最得力的大將李歸仁率領精兵曳落河及同羅、六州胡兵數萬往范陽而去,沿途路過之處,大肆劫掠,人物無遺。留守范陽的史思明對此很是驚懼,先埋伏下精兵,再派人去招李歸仁部,曳落河與六州胡兵都就此投降了史思明,只有同羅兵不肯聽從,結果被史思明打敗,財物被史思明奪走,剩餘的同羅兵逃歸其國,史思明一時實力大增。安慶緒畏懼史思明勢力強大,派部將阿史那承慶和安守忠到范陽調遣史思明的軍隊。史思###中不平,范陽節度判官耿仁智趁機對史思明說:“你現在位高勢重,別人不敢進言,我願冒死進一言。你為安氏父子盡死力而戰,是迫於其兇威。現在唐王朝中興,天子仁聖,你如果能率所部歸順朝廷,必轉禍為福。”其裨將烏承玼也說:“現在唐朝復興,安慶緒朝不保夕,你何必為其賣命而死!如果歸順朝廷,以贖前罪,易於反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