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上海女人的溫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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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內心的自尊。在我是宇秀的時候，多數時候我是在與文字打交道，即使在與人打交道時，文字也是一個媒介或者平臺；而在文字裡相對是自由的，這種自由使我得以保持內心的尊嚴。哦，說到自由，真是一個悖論。從廣泛的意義上來講，加拿大的自由度寬容度就連美國也不及呢；但對於像我這等曾經在原居國算是“知識分子”的新移民來說，在職業領域裡的自由就失去了。而這種失去便感覺到在社會等級上的墜落，因為職業對於大部分人來說，是他在社會舞臺上的重要表演區域。一些加拿大的華裔男子害怕娶國內高學歷的文化女子，所擔憂的並非是物質問題。即使夫妻兩人都是低等職位的，比如餐館幫廚、車衣廠女工等，但只要有穩定的工作，住有花園的房子、開寶馬都不是天方夜譚。然而，作為原本知識分子的女性在職業上的出局，進而呈現出在社會等級上的落差，卻不是花園洋房與寶馬車所能替代的。雖然在當今中國的商品經濟的社會里，以文字為職業的人也未必就清高到哪裡去，文壇的男盜女娼也是屢見不鮮的。但是，如果你自己不是太過貪婪與虛榮，還是可以用文字守住你思想與身體的節操的。再說靠文字過活的女人，似乎比起男人更容易顯示出一點自我的價值，有了自我的價值當然也就有了自尊的本錢。這種自尊很大程度上在於自己手中操持的工作不是直接被人（老闆、經理或其他什麼人）監管著，而是有相當的時間與空間上的自由度。

當宇秀是露絲瑪麗的時候（3）

出國前的兩年，國內有本叫做《格調》的譯著很是暢銷，一種以生活品位和自由度的享有而不是傳統的以階級分析的觀點來判別人的社會等級的新見解一時成為文化人士的熱門話題。書中把作家、新聞記者、導演、教師等人列入有特權的幸運族，所謂有“特權”便是指他們的工作並不直接被人監督著。一個人在社會上、在單位裡、在任何一個團體裡，乃至在一個家庭裡所受的監督程度如何，也就顯示出他所處的地位。這跟錢並無直接關係。書中有這樣一段話：

“的確，實施監督的程度，通常比收入更直接的顯示等級差別。這就表明，整個等級體制更像是在識別自由的價值，而非僅只有宣揚金錢的價值。你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監督，比你從這種受監督的勞動中能領回多少報酬，更能顯示你的真實等級。”

從前的宇秀是靠文字過活的女人，雖然遠不及很多同齡或年少的從政、從商的巾幗，或者嫁了政商功名人物做了夫人太太的甚至做了“二奶”的那樣，或可一呼百應，或可一擲千金，可內心裡卻還是有份優越感，也就是所謂的自尊吧。但是露絲瑪麗就不同了。

露絲瑪麗如今工作的場所比以前坐過的編輯部和書房不知要華麗氣派多少，妝容與服飾比之以前在典雅和流行之間也更顯得遊刃有餘，但是宇秀躲在露絲瑪麗名字後面的感覺和外表的光鮮亮麗大相徑庭，她開始有了“勞力者治於人”的體會。

那天，我剛剛換掉高跟鞋，從冰箱裡取出午餐便當，然後將工時記錄卡塞進打卡機裡。“咔噠”一聲，紅色的數字清晰地顯示出一小時午餐的起始時間。每個員工都一定是在臨出門的最後一刻才打卡的，諸如換鞋、塗口紅、上廁所、取便當之類的瑣事自然是沒人傻到在打卡計時之後才做的。這天，經理突然很嚴肅地跟我說，以後請在打了卡之後再上廁所。MY　GOD！打卡之前上了趟廁所的細節居然也在她的監督之中。事實上，在半小時之前我就有內急了，只是當時有顧客才一直憋到午餐時間。我沒有申辯理由。

以前的宇秀是常常跟領導據理力爭的。雖然地位上是被領導的，但是職業賦予了爭辯的“特權”，因為是有關思想有關藝術有關創作的。創作就有討論的空間，思想更有不同的觀點。儘管領導不高興你的爭辯，甚至因此讓你倒黴，但在我的權力範圍與感覺狀態裡依然是理直氣壯的。而露絲瑪麗就沒什麼可爭辯的了，露絲瑪麗只有服從，不需要有觀點。忽然悲哀地想起《格調》裡面處於這樣位置的人被劃入“中層貧民”———　一個在工作中失去自由的階層。可惜我不像書中說的“中層貧民”那樣———“他們生活的惟一的樂趣，或許就是串親戚。”一則在加拿大我也沒有親戚的門可串；二則，比較串親戚時不得不把舌頭嚼得發麻的無聊話，我寧可獨自在家裡整理發黃的書信和陳年的碎紙片。這一點上，宇秀和露絲瑪麗是一致的。

哦，還是回頭來說說我怎麼會有露絲瑪麗這個名字的吧。我在溫哥華遇到的移民；他們通常都有兩個名字使用在不同的地方。其實移民來加拿大的人，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