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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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務最近竊聽到的。都是些無意義的瞎扯，夾雜著一些攻擊佔領當局的粗話，不

時還能聽到某位移民罵另一位是低能兒或者騙子。這些正是廣播的要害所在。它不僅證明移

民在說蘇聯的壞話（這已經不會使任何捷克人驚訝不安），而且還表明他們在互相罵娘，隨便

使用髒字眼。人們乎常可以整日講髒話，在開啟收音機聽到某位眾所周知令人肅然的角色在

每句話裡也夾一個“他孃的”，他們畢竟會大為失望。

“都是從普羅恰茲卡開的頭。”托馬斯說。

普羅恰茲卡是位四十歲的捷克小說家，精神充沛，力大如牛，在1968年以前就大叫大

嚷公開批評時政。後來，他成為“布拉格之春”中最受人喜愛的人物，把那場隨著入侵而告

結束的共產主義自由化搞得轟轟烈烈。入侵後不久，報界發起了一場攻擊他的運動，但越玷

汙他，人們倒越喜歡他。後來（確切地說是1970年），電臺播出了一系列他與某位教授朋友

兩年前的私人談話（即1968年春）。他們倆很長的時間都沒有發現，教授的住宅已被竊聽，

他們每一行動都受到監視。普羅情茲卡喜歡用誇張、過激的話與朋友逗樂，而現在這些過激

的話成了每週電臺的連續節目。秘密警察製造並導演了這一節目，費盡心機向人們強調普羅

恰茲卡取笑朋友們的插料打渾——比如說，對杜布切克。人們一有機會就要挖苦朋友的，但

現在與其說他們被十分可恨的秘密警察嚇住了，還不如說他們是被他們十分喜愛的普羅恰茲

卡給驚呆了。

托馬斯關了收音機說：“每個國家都有秘密警察，在電臺播放錄音的秘密警察，只可能

在布拉格有，絕對史無前例！”

“我知道一個前例，”特麗莎說，“我十四歲的時候寫了一本秘密日記。我怕有人看到

它，把它藏在頂樓上。媽媽嗅出了它。有一天吃飯，我們都埋頭喝著湯，她從口袋裡拿出日

記說：‘好了，諸位現在仔細聽一聽。’她讀了幾句，就哈哈大笑。他們都笑得無法吃

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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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總是讓她躺在床上，自己獨自去吃早飯，可她不服從。托馬斯工作從早上七點到下午

四點，而她工作則從下午四點到半夜。如果她不與他一道吃早飯，兩人能一塊兒談話的時間

便只有星期天了。正因為如此，她早上總要跟著他起身寧可以後再去睡覺。

這天早上，她恐怕不能再睡下了，十點鐘她得去佐芬島的蒸汽浴室。蒸汽浴室是眾人向

往之地，但只能容納少許人，想進去的唯一辦法是拉關係。謝天謝地，托馬斯從前一個病人

的朋友是一位1968年後從大學遷來的教授，他妻子便是浴室的出納。於是，托馬斯拜託那

病人，病人拜託教授，教授又託付妻子，特麗莎每週便可輕易地得到一張票了。

她走著去的。她恨車上總是擠滿了人，擠得一個挨一個互相仇恨地擁抱，你踩了我的

腳，我扯掉你的衣釦，哇哇地嚷著粗話。

天下著毛毛細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