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蕭條時代1929-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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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了紐約大街的人行道上，這個主意很快就傳播到了其他地方。在大蕭條的早期階段，美國人（無論是窮人還是富人）的堅定自信，抑制了直接救濟或施捨的想法，而在英國，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就一直是這麼幹的。但是，給過往行人的這點微不足道的甜頭很快就失去了它的新奇。1931年，曼哈頓開始禁止在某些大街銷售蘋果。到1932年，據說人們都“厭惡蘋果”。。　最好的txt下載網

第一章　從富足到寒酸（8）

那些能夠從這幅蕭瑟黯淡的家庭圖景上抬起他們的眼睛、去掃視國際地平線的人，至少可以從難兄難弟們身上得到某種安慰。起初，胡佛本人傾向於把終極責任歸咎於美國之外的原因。他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其後果當中找到了這副苦藥的源泉。浪費和破壞，人力的損失，戰爭債務和稅收，通貨膨脹及接下來的貶值，其他國家的貪婪和帝國主義，加上恐懼和重整軍備所導致的新的開銷，都是一場“我們的人民對之毫無責任”的鬥爭所留下的有害遺產。並且，就美國本身而言，這些併發症源自伍德羅？威爾遜時期，“這場戰爭是在民主黨執政期間開始的”。

就算這一分析看上去似乎給人以極大的安慰——讓美國人民在國內和國外扮演清白無辜的經典角色——但至少不能否認，大蕭條正在一個經濟上互相依賴的世界上迅速蔓延。我們看到，各國就像登山者一樣，被貸款和債務、卡特爾和關稅，以及迅速交換的資訊（不管是希望還是恐慌）的繩索牢牢地捆綁在一起。主要以農業立足的國家往往首先垮掉，工業強國的滑落更後一些，但更加驚心動魄。到1929年春，或者稍早一些，澳大利亞、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和波蘭以及東方、近東陸續顯示出了衰退的徵兆，而德國戰後的長期蕭條則加深了。比美國更後感覺到震動的是英國、法國、捷克斯洛伐克、瑞士和斯堪的納維亞各國。第二波大約在1931年開始，比第一波更嚴重，同樣影響了所有這些國家，直到1933年春天左右才開始退潮。

在大多數地方，類似的因素都在發揮作用，儘管危機的形式和嚴重性各不相同。然而，打量一眼全球的圖景，我們會看到：並非只有美國人容易被盲打誤撞的繁榮所欺騙，共和黨人並不是1929年獨一無二的禍根，民主黨人也不是1933年捨我其誰的英雄。

1930年6月的《霍利－斯莫特關稅法案》最清楚地顯示了有些人拒絕承認經濟相互依存的這個事實。1918年的停戰讓人們看到，美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成了一個大債權國。與此同時，美國公民在國外的個人投資增長得如此迅猛，以至於其投資總額從30億美元猛增到了1932年的140億美元。作為一個強有力的生產大國，美國天真地把對外貿易解釋為在交易中賣東西的權利，而只有很少、甚或沒有買東西的義務。的確，外國傾銷的噩夢，導致農民和實業家都大聲疾呼，要求制定迄今為止最高的保護性稅率，並在1930年成功獲得了平均40％的關稅稅率。胡佛總統希望把該法案主要限制在少數幾種農產品，但他的建議被否決了。在國外，《霍利－斯莫特關稅法案》被解釋為一場經濟戰的宣戰書。它所遭遇的報復性關稅、配額和反美禁運是如此迅速，以至於到1932年，有25個國家加入了這場報復，從而讓美國的出口量減少了一半。這種惡性迴圈帶來了另一個扭曲。為逃避這種聯合抵制的威脅，在《霍利－斯莫特關稅法案》實施的頭兩年，美國的製造商們在外國開設了258家工廠，其中包括71家工廠就在加拿大邊境線的那邊。普通美國人如何看待這些事情，取決於他所在的地區，所持的政見，以及所從事的行業。

南方人總是把高關稅視為不公正，但是，在工業的北方和農業的中西部，“保護”依然在發揮著它的魅力。毫無疑問，很多實在的市民會附和一家中等城鎮報紙的社論：“在美國，就歷史所顯示的情形而言，好日子和壞時光之間的差別，就是恰當的關稅（能夠保護我們的農場和工廠的產品）和不恰當的關稅之間的差別。”當緊隨其後的不是進步而是衰退的時候，這位社論的作者依然頑固地堅持自己的觀點，嘲笑那種認為“歐洲的境況跟美國走出蕭條有一定關係”的“錯誤”觀點。

在美國內部，20世紀20年代，同業公會的數量和影響力有過一次引人注目的增長，透過這樣的組織，互為競爭對手的生產商共享統計資訊、信用標準、成本公式，以及諸如此類，並設法抑制不公平的市場行為。在這個範圍內，這些組織是有益的，胡佛在擔任商務部長的時候①，以及在當總統的時候，都留下過這樣的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