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蕭條時代1929-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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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短地顯示出來。國民收入從1929年的810億美元減少到了1930年的不到680億美元，然後飛流直下，降至1931年的530億美元，並在1932年以410億美元觸底。相應的，在這一時間跨度裡，國家的財富估值從3；650億美元下降到了2；390億美元，這一下降，代表了不動產、資本和商品的貶值。當然，全國有很多實體工廠，都在閒置和荒廢中生鏽。這三年，總共有85；000家企業破產，留下了45億美元的債務，5；000家銀行停止支付。900萬儲蓄賬戶被一筆勾銷，工資損失維持在260億美元以上。

美國經濟的債務融資結構基本上沒什麼改變——1932年付出的利息只比1929年少——與此同時，在其他領域，通貨緊縮在瘋狂地繼續，使得長期債務比借款人在借錢時所預期的更要命。作為薪金支付出去的錢減少了40％，分紅減少了，工資減少了60％。危機之初，在胡佛政府的強烈要求下，主要工業企業工資削減的比例都很小，但是，在1929年～1931年9月之間，透過工作小時和工作日的急劇減少，他們還是設法把薪水冊上的金額猛砍掉了40％。由於工人家庭不得不靠工人帶回家的錢維持生計，上述措施在頭條新聞裡看上去比在個人身上似乎更好一些。

對於整個國家而言，人均實際收入（與生活費用相適應）從1929年的681美元狂跌至1933年的495美元。在經濟金字塔的頂端，報告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以上的人數，從1931年75人下降到了第二年的20人。儘管有來自政府圈和金融高層的反覆保證：衰退已經觸底——這幫預報員們喜歡稱之為“終極低谷”——但總的商業趨勢還是斷斷續續地下降了3年多的時間。

很多工業企業和小商業甚至拒絕口頭上支援政府要它們維持工資水平的懇求。日益增長的失業逆流，導致一些百貨公司付給員工的薪水甚至低到了每週5～10美元。對一群在芝加哥工作的女孩子所作的調查顯示，絕大多數人在為每小時不足25美分的薪水而埋頭苦幹，四分之一的人在10美分以下。成衣工、糖果店僱員和罐頭廠工人，都屬於受剝削最殘酷的階層。紐約第一流速記員的薪水，從每週35～45美元下降到了16美元。家庭傭人不得不為了每個月10美元（外加膳宿）而勞作。像往常一樣，沒有技能的工人是先頭部隊，緊隨其後的是白領工人和技術員。專業階層稍後才感覺到了震動，當教師和牧師們的薪水被削減或淪為白條的時候，其他專業群體的業務也迅速下降，而收費卻越來越難。即使在1936年，醫生們的收入也依然比他們在1929年的水平要低18％到30％，律師的收入要低18％到38％。

從收入降低和流動資本減少轉到硬幣的另一面，你所看到的，就是失業人數的那一面。1930年4月，胡佛總統下令，挨家挨戶調查失業的情況，這是美國曆史上第一次聯邦失業人口普查。總共已報告失業的可僱傭人員有300萬稍多一點，相比之下，有4；500萬人有報酬地被僱傭。但大潮漲得很快，1931年1月，商務部根據取樣所作的一項專門普查顯示有600萬人失業。在這一年結束之前，幾乎所有評估者都同意：失業人數已突破千萬大關，1930年又有四五百萬人失業。多虧了季節的因素，以及或進或退的區域性波動，全國的圖景才經常改變。失業往往還自我繁殖，那些拖家帶口的賦閒男人，都不得不參與爭奪任何收入微薄的零工崗位。儲蓄的耗盡和投資的損失，迫使那些上了年紀的老人也加入到這場瘋狂的搜尋中，並被計算在內。

這一週期產生了其不斷改變的標誌和象徵。如果說，1931年那依然愉快的絕望具體體現在歌曲《生活就是一碗櫻桃》（Life

Is

Just

a

Bowl

of

Cherries）中的話，那麼，1932年更嚴酷的下降則被體現在《兄弟，你能省一毛錢嗎？》（Brother；

Can

You

Spare

a

Dime？）中，這是代表受害人（比如失業退伍老兵或工業帝國被拋棄的建築者）發出呼籲。失業大軍，以及在面對失業時所表現出的自豪，其最令人難忘的符號，還得算是蘋果。1930年秋，國際蘋果託運人協會設計了一套處理產品過剩的方案。方案建議，把蘋果賒銷給失業者，以每隻5美分的價格零售。到11月初，6；000個蘋果銷售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