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蕭條時代1929-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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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濟，主要用錢來幫助貧困者。它從5億美元的資金開始起步，最終花掉了大約30億美元。

聯邦政府期望地方機構能夠依據各自的能力分擔一部分擔子，但並沒有要求嚴格的配套資金。就全國整體而言，從最終的賬目來看，每一美元的救濟當中，華盛頓提供了70美分以上，各州13美分，市縣16美分。像馬薩諸塞這樣一些相對較富的州，比起像南卡羅來納這樣的窮州來，貢獻要大得多，新英格蘭人則嘟嘟囔囔地抱怨自立精神的衰微。在南方，反對者抗議用現金去填充黑人和窮鬼的腰包。很多州把聯邦緊急救濟署看做是“肥缺”，希望儘可能地少付出、多獲取。聯邦和各州的行政官經常不得不敲打那些更小氣的市縣，威脅說，如果地方政府不鬆開自己的錢包的話，就切斷救濟款。

霍普金斯的想法，逐漸遠離了直接幫助——最快速、最廉價、覆蓋最廣泛的方式——而走向“創造就業崗位”，依據需要支付的工資，最終制定了按最低工資標準實現就業的系統化的就業計劃，這樣就可以充分利用閒置的技能。一旦他把迫在眉睫的危機置於控制之下，他就開始四處尋找可以鼓舞士氣的就業機會，因為工作所產生的效用會提升工作者的自尊，使他的技能不至荒廢。然而，霍普金斯的觀念並沒有被普遍接受。一方面，有組織的勞工擔心救濟工作的低工資會影響到私營企業的工資；而另一方面，很多保守分子則以完全不同的理由反對這樣的救濟。他們因為更便宜而青睞於施捨，並認為，公共工程計劃會從貨幣市場轉走資金，有時候會破壞現有價格（比如在低成本住房領域），會讓國家揹負巨大的債務，而債務本身又會進一步延緩經濟復甦。

然而，大多數人都認可霍普金斯的選擇，這一點很少有人懷疑。在新政4年之後，1937年5月的一次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5個人當中有4個人贊成透過公共工程專案來實施救濟；這一年的晚些時候，隨著新一輪經濟衰退的開始，一次蓋洛普民意調查發現，工作救濟輕而易舉地超過了所有其他被提議的解決辦法，儘管其差額在窮人當中比在富人當中要大，在城市居民當中比在農業人口當中要大。在這一計劃執行的早期，有一個流傳甚廣的故事，說的是一位上了年紀的老人，在開始收到救濟支票之後，便主動地走出家門，打掃本鎮的街道，說：“我得做點事情，以回報我所得到的東西。”

第三章　百日新政（6）

1933年夏天，聯邦緊急救濟署已經有了工作救濟的想法，不管有多麼即興和瑣碎——比如在公園裡撿廢紙、掃落葉，在十字路口數汽車作為本地交通記錄的資料。根據8月1日的一項裁決，無技能勞工的最低工資是每小時30美分。除了南方和少數幾個孤立的行業之外，這樣的薪水並沒有嚴重影響到私人企業的工資——這是國家復興署試圖穩定的一塊，也沒有影響到管理層的人力需求——最近復活的美國就業局正把這一需求在失業者當中廣而告之。

這一從施捨向工作救濟的轉變，在國家緊急救濟署的後期階段走得太遠，以至於在1935年，也就是在FERA存在的最後幾個月裡，該機構把它將近一半的受益人算做是工作人員，在那一年1月的高峰時期，總數高達250萬人。然而，上一年冬天，即1933～1934年間的冬天，見證了FERA及其救濟名單在大蕭條期間的最大範圍的擴張，1934年2月，它的救濟名冊上有將近800萬個家庭，約相當於2；800萬人。

這種巨大的膨脹，要歸功於一家叫做“民用工程署”（CWA）的專門從事工作救濟的部門的飛速發展，這個部門透過地區分部直接從華盛頓運作，因此避免了地方上的官樣文章。它於1933年10月投入運轉，以應對寒冬的襲擊以及公眾當中樂觀主義的低落，這種低落已經開始不利於新政的最初萌發。CWA很快就讓400萬人有了工作，大約一半來自FERA的常規救濟花名冊，剩下的人則來自非救濟失業者。它規定，體力勞動者每週工作30個小時，職員和專業技術人員每週工作39個小時，有較高的工資和良好的工作條件，這使得CWA有時候成了私營企業低薪崗位的一個很危險的競爭者。總共，它花掉了大約9億美元，大部分用於修橋補路，校舍、公園、運動場、游泳池的維修，害蟲和腐蝕控制，以及市政公用事業的工作。在緊急情況的驅策下，做一些毫無價值或價值不大的工作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大概沒有哪一家新政機構比CWA更容易被人攻擊為“做毫無價值的事”（boondoggling）——這是一個古老的詞，最早用於手工業，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