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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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競爭中缺乏絕對權力的分散，另一方面，想當然地認為無情的效率存在於總體國家中。它的官僚主義味道剛好足以冒犯很多美國人的口味。NRA最好的特徵，多半得到了1937年抑制歧視性貿易慣例的“羅賓遜－帕特曼法案”的挽救，得到了1935～1938年間所透過的一連串仁慈的勞工法律的挽救。羅斯福本人被最高法院的反對給激怒了，認為那是對個人的侮辱，但在全體國民當中，對此表示惋惜的似乎很少。
圍繞NRA爭吵不休（“計劃經濟”對“粗獷的個人主義”）的兩年，為另一場爭論搭好了全國性的舞臺，這場爭論幾乎是以一成不變的重複持續下去，與新政相始終。批評總統政策的主要喉舌是新聞媒體，說到媒體對羅斯福的敵意，其根源頗值得在這裡討論一番。圍繞新聞出版行業的法規有過一場激烈的爭論——NRA官員試圖禁止報販當中的童工——這場爭論很早就引起了媒體業主的不滿。某些出版商不厭其煩地指出，“赤腳報童”是自立自強的神聖標誌，儘管沃登？劉易斯？E。
勞斯做證說：紐約州新新監獄的10個囚犯當中就有7個人在小時候賣過報紙。在僱傭職員方面，NRA關於工時、工資和公平執業的提議，對美國報紙出版商協會來說也是無法接受的。1933年的晚些時候，這個團體提交了一部法規，既沒有規定最低工資，也沒有縮短工時，並聲稱，強迫接受更嚴厲的政策將會妨礙出版自由和某些公民服務的履行，在他們看來，正是這些服務把新聞業與普通的商業區分開來。最終，1934年2月，簽署一部看上去任何人都不滿意的妥協法規。
作為在藍鷹之下勞資雙方集體談判的另一個副產品，一群對1929～1933年間的薪水銳減和大批解僱有著鮮活記憶的新聞記者在1933年12月組建了“美國報業公會”。這是同類公會中的第一個全國性組織，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直率的、熱衷於聖戰的專欄作家海伍德？布龍的領導才能，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該組織就吸收了大約2萬成員。它成功地幫助提高了新聞記者那微薄的薪水，但即使到這一時期結束的時候，它還是沒能為他們贏得任何真正的契約安全。與此同時，出版商卻大聲地哀嘆這一階層當中自立精神的衰落，哀嘆古老而浪漫的個人主義觀念的衰微，把所有這一切歸咎於新政的多管閒事。 。。
第四章 公民及其政府（4）
除了這些爭論點之外，把大型報業公司與其他形式的大企業等同起來往往也影響了社論的觀點傾向於中間偏右。甚至早在NRA成立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威廉？倫道夫？赫斯特（他的報業鏈曾在1932年支援羅斯福）轉而反對政府，由此加入了《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的羅伯特？R。
麥考密克和弗蘭克？K。
甘尼特（他所擁有的報業鏈主要在紐約州北部）的行列，他們從一開始就是羅斯福的死對頭。荒謬的是，羅斯福本人在華盛頓的通訊記者當中贏得了空前聲望的同時，新聞媒體的大本營卻聯合起來跟他作對。到他第二次競選的時候，大約每三家報紙中就有兩家反對他的候選人資格。然而，反對他的報刊雜誌一般都發表總統的講話，而且，除了最恨他的頑固分子之外，一般都能比1800年的反傑斐遜媒體或1860年的反林肯媒體更公正客觀地報道華盛頓的訊息。因此，正如一位新政支持者所注意到的那樣，很明顯，“人民都投票支援新聞專欄，而反對社論”。
在更高收入群體中，對羅斯福的敵意是在銀行危機過去之後、蜜月期結束和NRA讓它在商業界的倡議者大失所望的時候產生的。1933年的焦慮不安和工業緊張，到第二年春天便讓位於“公開的對華盛頓的憤怒”，《基普林格》（Kiplinger）雜誌對它的客戶做過一次民意調查之後，在1934年3月31日的一篇時事通訊是這樣報道的。主要原因有：“NRA和AAA（農業調整法）的混亂與矛盾”，股票交易法，勞工政策，以及對共產主義者滲透政府的恐懼。
8月，在一個由百萬富翁所組成的執行委員會的領導下，美國自由聯盟成立，以反對“官僚機構的反覆無常”和“專制權力的暴政”。這樣一些人把新政視為一場陰謀，目的是利用艱難時期作為通向社會主義的跳板。更大的惡意使他們把憎恨集中在總統的身上，“這個人”是“本階級的背叛者”，象徵著變革的威脅。彼得？阿諾一幅最著名的漫畫發表於1936年9月的《紐約客》（The
New
York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