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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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三K黨，南部佃農聯盟到1937年還是發展了大約35；000名成員，主要在阿肯色州和俄克拉荷馬州，並在這個節骨眼上跟CIO建立了緊密的聯絡。它在華盛頓維持了一個活躍的遊說團，並幫助促成了第一部旨在救濟地位最卑微、處境最艱難的農場工人的立法。
1937年7月22日透過的“班克黑德－瓊斯法案”設立了農業保障局（FSA），最初一筆撥款為1；000萬美元（第二年增加到了2；500萬，第三年是4；000萬），向農業勞工、谷租佃農及其他貧困佃農提供為期40年、利息為3％的貸款，以購買他們自己的住所。從一開始，申請人的數量就遠遠超出了現有資金的能力。還款非常及時，平均超過了97％。FSA還發放小額貸款，用於跟債務人清算債務；幫助度過洪水、乾旱和作物歉收的時期；設立鄉村合作社以提供必要的裝置和服務，包括為貧困社群提供團體醫療服務。作為附帶的、但卻很重要的服務專案，FSA的縣監督人還要給借款人上課，教他們節約的管理方法，鼓勵他們生產牛奶和蔬菜以改善伙食標準，同時還有家庭經濟顧問指導農民的妻子使用高壓鍋，以及製造罐頭的科學方法。FSA另外的活動還包括管理161個宅地專案，作為示範和試驗，其中有些專案是跟居民一起合作管理。
在遷居管理局及其繼任者FSA的努力下，1935～1939年之間，總共大約有125萬人被給予某種形式的金融幫助，為自力更生做好了準備。到1930年代末，有史以來第一次，從租佃到所有權的適度逆轉清晰可見，特別是在南方白人中間。FSA自然無權獨攬所有的功勞，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在這個方向上的拉動是強有力的。新政為了失地者和貧困者的利益而作出的這些努力，決不是聯邦政府與農業的故事的全部。在1940年生活於農村的3；200萬人當中，典型的家庭既沒有接受救濟，也不像絕大多數佃農和季節性勞工那樣在貧困線附近掙扎。然而，獨立農戶的命運也並不是什麼好運。多虧了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那些年裡的長期蕭條，他們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比例從1920年的15％下降到了1929年9％，以及1933年的7％。原因有很多：世界性生產過剩這把利劍砍入了農民的犁刃；1930年的霍利－斯莫特關稅法案；國內大企業的包圍，迫使農民在貿易市場中總是低價賣、高價買；缺乏資本讓他們的農場實現機械化，以便跟上大生產者；乾旱和土壤損耗。另外，他們還不得不面對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消費者的品味始終在變化。棉農們苦苦思量的，不僅有一些新興地區（像亞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亞州、東方和南美）更廉價的產品，而且還有合成纖維的出現。至於飲食習慣，有一點很清楚：穀物、馬鈴薯和肉類正在對祖輩們的傳統大餐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代人當中逐漸流行。
誠然，某些農場經營者吃得更好。在維生素運動的幫助下，柑橘類水果的人均消費量在1920～1940年間將近翻了一倍。到1940年末，多虧了健康教育以及日益為城市居民所熱衷的易消化飲食，乳品行業的銷售總額高達1；355；000；000美元，高於肉類產業的任何分支，也遠遠超過了任何農作物。同樣，商品蔬菜園主也受益於下面這個事實：普通家庭多汁蔬菜的消費量是50年前的兩倍。但是，在淡季、旺季的興衰交替中，大多數農民總是嘟嘟囔囔地抱怨：他們——那些在國民經濟中所佔比例最小的生產者——控制了自己產品的價格。胡佛政府和羅斯福政府都曾試圖面對這種抱怨。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第五章 變革中的城鄉（7）
第一項重要提案是胡佛政府1929年6月15日透過的農業市場法案，創立了聯邦農業局。透過創辦農民合作社和金融穩定公司以購買和控制剩餘產品，農業局希望穩定農產品價格，削減中間商的豐厚利潤，但它陷入了兩種糟糕的誤算。首先是世界蕭條的緊迫；其次，其降低產出的口號（“種得越少，收得越多”）並沒有讓普通的、手上長滿老繭的個人主義者轉變觀念，他們抱著獲利的希望加快了生產，絲毫不理會自願控制，這樣就迫使價格更低。農業局的運作（主要小麥和棉花上）花掉了億美元，喂肥了投機者，但絲毫也沒能阻擋住雪崩。
1931年，當南方的棉花收成創下歷史最高記錄的時候，農業局絕望地建議：把正在生長的棉花每三行“翻耕”掉一行。但肥沃的土地還是被過剩所淹沒，在後來指責翻耕的反新政批評者當中，很少有人記得，這個想法曾經是共和黨政府提出來的。到193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