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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當時的唐萬新，幾乎是“人人皆曰可誅”。他居然答應歸國，出乎很多人的預料。這也可見此人敢於擔當、重視義氣的梟雄性格。唐萬新在賓館裡日夜伏案寫作，拿出一個摞起來厚達30多厘米的《市場化解決德隆問題的整體方案》。他始終固執地認為，德隆在產業整合上的思路和成效是不容置疑的，其錯在於負債率過高造成了財務上的危機。因此，只需要由一家金融機構統一託管德隆的債務和資產，注入一定的資金，將部分敗壞的資產剝離，就可以將一切恢復正常。這看上去好像是一個波及面最小、將損失降到最低程度的方案，然而，這實質上是一種“捂蓋子”的做法，德隆那麼多的違規操作、關聯交易，以及超過500家企業與數十個地方的上百家金融機構形成的那種難分難解的亂麻格局，很難進行一次性的“整體解決”。就在他交出這個方案不久，政府決定由專門處理不良資產的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全權託
管德隆的所有債權債務事宜。在這之後，印度尼西亞華裔首富林紹良家族的三林集團曾試圖全盤吃進德隆，在經過詳細的調查及多輪談判後，此議流產。華融資產管理公司最終決定，將德隆拆開零賣，這意味著唐萬新精心實施的產融整合戰略及形成的所謂“產業價值”盡付灰飛煙滅。
德隆最終的結局成了一場“全民埋單”的悲劇，質量稍優的“老三股”被一一瓜分，中糧集團購得新疆屯河，遼寧機械集團入主合金股份，湘火炬遭到一汽、上海大眾等20多家汽車公司的爭搶，最後山東的濰柴動力得手。德隆旗下的諸多信託、租賃、證券等金融公司相繼被停業整頓或關閉，眾多債權銀行及委託德隆理財的上千家大小公司損失慘重。為了維護社會穩定，政府決定對個人投資者進行保護，以債權金額10萬元為界，高於此數的按照9折收購，低於此數者享受全額收購，所需費用均由各地政府財政承擔，僅新疆一地就付出了13．8億元。
德隆：金融恐龍的宿命 牟唐對照：兩代大鱷何其相似
2006年4月，唐萬新因“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及“操縱證券交易價格罪”2項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並處40萬元罰款。他在武漢服刑期間，據稱“堅持每天學外語，還報考了北京大學函授考古專業”。
歷史總是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來展現命運的神奇。近30年來，中國商業史上最顯赫的兩位資本大鱷都被關押在武漢的監獄，而且他們的祖籍都是重慶萬縣。一個有趣的假設是，如果讓他們兩人展開一次對話，將會是一番怎樣的景象？
我們沒有找到唐萬新評說牟其中的資料，卻讀到了後者議論前者的文字。在德隆崩塌後，牟其中在獄中回答媒體的書面提問時，突然說到了德隆——
我在獄中看到的有關德隆的資料非常有限。這讓我想起了成都“武侯祠”的一副楹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
在我看來，德隆今天的命運跌宕，是在國內宏觀環境，即法制條件、金融條件、道德條件尚未具備時，不採取特殊的防範措施，以為自己處於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中，孤軍深入，身陷計劃經濟重圍的結果，最終只能是被人聚而降之。所以說，對德隆的困局，儘管可以找出一千條、一萬條理由來解釋，但最根本的一條仍然是“按市場經濟法則執行的企業與按計劃經濟法則組織的經濟秩序的矛盾”。德隆偶爾小範圍內有了點經營業績，立即上市增值，不考慮市場的“半流通”風險，按虛增的價值與銀行的現金打交道，不老老實實地追求企業利潤，而僅靠資本市場的操作，想求得奇蹟式的發展。而我在操作南德時有“兩點鐵一樣的規則”，即企業利潤是資本運作的基礎，沒有利潤的資本運作，就是投機式的賭博行為；在中國金融改革以前，“絕不與中國金融界及資本市場來往”。
牟其中所謂的“兩點鐵一樣的規則”，顯然非事實本身，南德失陷的根源就是對資本概念的投機性玩弄。不過，他的“審勢”一詞卻點出了德隆事件的某種本質。
跟牟其中、唐萬新兩人都有過切磋的湖北籍經濟學家鍾朋榮則將兩人進行了直接的比較。他的觀點是：“牟其中雖然只提出了理論而沒有找到方法，而唐萬新恰恰把牟其中的理論變成了現實。”
將牟其中、唐萬新兩人的實踐相比，確乎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都把產業整合的物件聚焦在了機制落後的國有企業身上，他們試圖透過金融手段將之啟用，並由此帶動中國產業經濟的復甦。牟其中曾為此提出過一個“99度加1度”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