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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內不會過於困難；而往昔的教訓已經相當沉痛，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
…2002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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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用、企業信用和銀行信用
建立信用是知易行難，但要求民營企業在銀行業的成長，唯此一途。
新疆德隆集團（下稱“德隆”）進入銀行業的訊息是從2002年年底傳出來的。其實，德隆進入的是中國銀行系統中比較低層次的城市商業銀行，不算甜餑餑。但因為是德隆，一個在資本市場上被認為“非常了得”的公司，又因為是銀行，一種主要依賴於金融信用維繫、期待保守穩健經營的行業，所以，格外觸目。
德隆是民營企業，民營資本進入銀行業，過去是不可能的，現在顯出已是大勢所趨。雖然中國關於民營資本如何進入、如何監管，政策規制都還有待儘快完善，但做先行者，精神可嘉。在此同時，又有監管部門和業界人士有或明或暗的擔憂，理由是中國銀行業的監管失效時有發生，新的銀監體系尚待發展完善，有民營資本大步（而且迂迴）進入銀行，會不會隱含著更多風險呢？
最快捷的反駁可以說這是對民營資本的不信任或說是歧視。但這一反駁可以同樣快捷地被駁回——中國銀行業監管的瓶頸和潛在的系統性風險都在那裡，有識者都看得見。如果對中國的民間金融業成長真有關心，就不能陷入簡單的駁難之中，而要作周全思考和系統性安排。金融體系的建立發展和改革開放，是一項系統工程，該做的事情實在太多。不過，有個大道理特別需要談一談，這就是金融業民營資本的信用建立。
眾所周知，銀行業是非常特殊的行業，因為其資產主要來自老百姓存款，依賴信用生存，一旦出現問題，往往會波及眾生，形成所謂“外部性風險”。銀行的信用就是其生命。關鍵是信用哪裡來？有一種看法以為民營資本可走藉助“政府信用”之路，想借此繞開市場檢驗的艱苦漫長過程。殊不知，借來的信用可能帶來一時的實惠，但因為政府信用與具體企業的商業信用有本質的不同，恰如不匹配的異體移植，是絕不可能轉化為民營企業自身信用的。走此偏途，則難以期待民企在銀行業的成長壯大。
以民營資本之身，藉助政府信用在銀行業呼風喚雨，最後在風險瀰漫之時消失於無形，此類教訓在中國過去十多年改革中難以數計。在20世紀90年代最高峰時的5000多家城市信用社中，私人資本居多者不在少數，以信用社之名超範圍經營銀行業務的也不在少數。最終只有極個別得以倖存而且有發展，經因絕不在於民營資本本身無能，而在於眾多城信社其實都是共同藉助政府信用在生存，根本沒有透過競爭優勝劣ì？，最終建立起自身的信用。資訊不對稱加上信用不對稱，經營風險疊加道德風險，信用社們問題成堆之後，在一些地區還出現了金融混亂乃至支付危機。後來的結果是將城信社合併成城市商業銀行，地方政府財政出資入股，地方政府直接經管、直接以信用支撐，最後是不可避免的財政赤字，甚至增加國家金融的系統性風險。
現在，在城市商業銀行初步度過最困難時期後，新一輪增資擴股普遍展開，民營資本面臨進入銀行業的重大機會，無論如何不能重蹈覆轍。其實，自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來，廣信破產、粵海重組、海發行關閉等等一系列大事件發生，不僅民間而且國有金融機構早已在市場約束下意識到信用的區分，尋求建立自身獨立的商業信用正是趨勢。民營資本更應格外清醒。
還剩一個問題，如何建立信用。民營資本雖是整體概念，實為諸多各異的經濟實體。整體上看，一時間也會出現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局面，恰如中國企業、亞洲企業也是整體，可能在信心的層面互相影響波及。但談建立信用而非借用信用，就是談建立企業的商業信用，這其實沒有姓“公”、姓“私”成分之別，但必須建立在明晰產權的基礎上，靠市場競爭來檢驗。建立信用關乎企業長遠，在金融業會格外地顯現為一個長過程，而且很可能影響短期利益。從誠信經營到遵規守制，建立和維護信用的任務貫穿方方面面，但第一步即應從行為公開透明始。
建立信用也是知易行難，在中國金融監管框架尚待建立、金融領域制度扭曲大量存在的外部環境中更難。儘可以知難而退，若求民營資本在銀行業成長，唯此一途。
…2003年第6期…
宏觀調控與民營經濟
不可借宏觀調控復經審批制。正確的選擇，應當在宏觀調控之時推進投融資體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