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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歲就離開了在蘭德波特的住宅,但他對那所住宅前的小花園記得很清楚。福斯特回憶道:“在他寫《尼古拉·尼克爾貝》一書時,我曾和他一起去了那裡。我清楚地記得他在同一地點認出他三十五年前所看到的練兵佇列的確切形式。”可見他自小就觀察力敏銳、感受力很強。
他父親由於工作調動到了倫敦,住在米德爾塞克斯醫院區的諾福克街。不久,他們一家又因狄更斯父親工作再度變動而遷至查塔姆。在這裡,查爾斯一直住到九歲。他對於童年的許多清晰印象都是在這裡刻下的。
由於查爾斯從小瘦弱多病,所以他無法參加許多男孩的遊戲,但他喜歡趴在自己房間的視窗看父親同僚的孩子們玩,或者邊看書,邊聽他們玩時的嬉笑,喧鬧聲。他一直相信,幼年多病給他帶來的一個極大好處就是使他養成了愛讀書的習慣。他常對人們說啟發他對知識的渴求和書本的酷愛之人是他母親。他母親伊莉莎白有很長一段時間按時天天教他英文,還有一點拉丁文。他回憶起母親教他認字時的情景幾乎和他在《大衛·科波菲爾》中借大衛之口講的一樣——“我還隱隱約約記得她教我認字時的情景,現在,每當我翻開識字課本,看到胖乎乎的黑體字母時,它們那有趣的形體、O和S的好性情,仍和當年那樣躍然於紙上。”
狄更斯的父親約翰·狄更斯有一間圖書室,收藏了不少好書,也有不少當時的通俗讀物。這間書房和查爾斯的房間相連,故他能自由出入。這在《大衛·科波菲爾》中也可從主人公回憶中讀到,作者刪去的只有那些當時流行的一些廉價讀物的書名。在查塔姆的生活是他童年中最美好的一段日子,以至他對這段生活常常回憶,在他的短篇小說中可以讀到對這段生活的生動敘述。他九歲時,約翰·狄更斯又調回倫敦,家人也隨之遷去,對查爾斯說,這是他不幸的開始。
由於約翰·狄更斯和妻子不善理財,一家生活陷入困窘,只好緊縮開支,搬到倫敦最窮困的街之一——貝赫姆街。在這裡,他沒有可以勉強與之為伍的男孩,家人這時也很疏忽他,他不再上學,而是擦一家人的鞋,去當鋪賣東西,他一下陷入了孤獨境地。他後來很辛酸地對友人說:“當我在貝赫姆街狹小黑暗的後閣樓裡,想到我離開查塔姆所失去的一切,我真想犧牲一切——如果我還有什麼可以犧牲的話——只要能進入任何一所學校……”
實際上,他也是在一所學校學習——這裡的生活正在向他教授生活的知識。他開始對窮困、飢餓有所瞭解,這使他後來的作品中對於社會下層的生活描寫異常生動。可是他的家長為什麼忽視了他呢?查爾斯有次回憶起父親時這麼說道:“我知道我父親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寬厚的人。他對妻子、孩子或朋友在生病時的所為都令人讚美不已……任何事務、工作、職責,只要他承擔下來,他總滿懷熱忱地去做,準時完成得讓人誇。他勤奮、耐心、精力充沛。他以我為驕傲,……可是,由於他生性不拘小節,加上當時拮据,他好像忘了我應該受教育,也完全沒想到他在這方面應對我負任何責任。”
儘管如此,他仍受著生活這位最嚴格的教師的教誨。他的父親終於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於是只好靠他母親來挽救殘局。他母親找了所房子,在門上釘了塊大銅牌,上書“狄更斯夫人學校”。小查爾斯也做了幫手,他挨家挨戶送了建校通知書,可是沒人來上學,而他的父母也沒真正做過準備,打算接受什麼人上學。終於,父親被逮捕了。父親被押解到馬夏西監獄前對他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這輩子再也不能重見天日了。”“我當時信以為真,”查爾斯對福斯特說:“我的心都碎了。”後來,他把這一節事實和他探監向船長“借餐具後和父母共進午餐的事都詳詳細細寫進了《大衛·科波菲爾》,不過把他父母打扮成米考伯夫婦了。
小小年紀,查爾斯便要分憂了。先是把家裡東西一點點賣掉,早在寫《大衛·科波菲爾》前,他就把這些細節向福斯特講敘過,在書中,他又把它們再現了。收購舊書的商人入當鋪的老闆和店員,都是和他幼年生活不可分割的人物。
但是,最令他傷心,也極少被他提到的是他做童工的經歷。他只對福斯特講起這段舊事,而且每次講到都傷心萬分,講完後要很久才能恢復正常。下面是狄更斯在自傳中的一節有關此經歷的介紹:
“也是我命中不幸,我自己常常痛苦地這樣想。那個曾在我家住過的親戚詹姆斯·拉默特當了黑鞋油店的總管……,他建議把我送到黑鞋油店作工……在某個星期一的早晨,我去了,開始做學徒。使我感到驚訝的是我在那樣的年齡就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