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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運作掩飾組織上的缺陷。施政要帶美感，這種要義以近乎宗教的力量支援。所以即在危機之中欽差大臣林則徐仍在吟詩，而且在賞月。傳統習慣要他對皇帝之章奏和向人民之佈告不離道德眼光，這種要求勝過內容之真實。可是林則徐並非不誠。這樣說來，中國人之公眾心理也確有一段自欺之成分。真理並非出自客觀之觀察，而出自皇帝之志願。天子最大的德行不是對每個人給予其所應得，而是不偏不袒。道光可以罰林則徐充軍；但是他也能判自己的堂弟奕經（反攻寧波的將領）死刑（後減免）。這樣的無偏袒才使百官能團結一致。
清朝之內向和缺乏對外競爭性尚不及明朝。不過承續著明朝，它也接收了前者很多性格。維持著億萬農民安居就業和上萬官僚寧靜在職，緣於一種精微的平衡。為保持如此之平衡，清朝也不僅對財政作更大的更革和尋求科技發展。自此我們也可以注意，鴉片戰爭失敗之後，清政府並未組織一調查委員會事後決定事體發生的情形與各人的責任。沒有派官員出國考察，也沒有在組織上作任何更改。美國官員願意供給制船造炮之藍圖，被完眼謝絕。南京條約和附約裡各種苛刻的待遇，滿人漢人的官僚都接受。倒是內中提及今後兩方的文書要用平等語氣來往，開“夷人”隨意置啄之門，反而使他們不安。耆英與英國的璞鼎查（Sir Henry Pottiiger）接觸談判，他給道光帝的報告，繼續輕視西方的國體組織，將它們缺乏中國式之門面一致即當作無道德品格之證據。對中國多方面的缺陷，一字不提。
戰敗之影響：圖存
可是中國人之不幸，則是公元1839年11且3日珠江穿鼻島附近兩方之交火，已將他們對外不取競爭性的地位永久摧折。即是為了拒毒而戰之正直，也無從發生作用。中國在今後150年的歷史成為長期圖生存的奮鬥。基本上一個龐大的農業國家因社會價值而結構鬆懈、又有寬宏的度量，向來能容納行政上不規則之處，今後被逼務必要變成一個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國家①。通常的觀察沒有著清當中的困難，因為這項規模龐大的工作只能由一種群眾運動造成，也只有億萬計的農民和詩人似的縣官——亦即這社會里的主要人物——參加動手，才有希望。從這裡我們也可著出。將內部的聯絡性加緊，使與現代科技接近，其目的不僅如亞當斯密之所說只在“使人民富裕”。從今後一個半世紀的事蹟看來，這是一種出在入生的奮鬥。
時是這種景象即公元1842年8月29日南京條約於英艦“皋華麗號”（Cornwallis）簽字時仍無法看得清楚。那是最近幾十年內，我們也仍無從瞭解在我眼前的暴力與動亂也還是這長期而慘痛奮鬥之一部；這種鬥爭上溯至道光皇帝和欽差大臣林則徐，下至今日。只有所有的真相大白，我們才能意識到這龐大運動的恢弘範圍。
今日南京條約和附約的規定大概都因以後事實之衍化失去了效用。人民共和國之收復香港尚待實現；但是和平接收的協議業已簽署。這皇家殖民地分作三部分：香港島割讓於1842年，有如上述。九龍半島已在大陸，由於1860年中英北京條約而割讓。所謂“新界”（New Territories）則在原割讓之九龍更向大陸延伸，包括整個殖民地百分之九十的面積，因1898年之九龍租借條約而租與英國99年，至1997年滿期，也是刻下預定全部地區歸還的日期。北京已保證讓本地人自冶，在接收後50年內不更變現有經濟體系及法律制度。
這政權所標示的“一國兩制”如何在將來施行尚待揭曉，歷史家所能確切指出的乃是，將一個疆域廣大人口眾多的國家由農業管制之方式更換而為商業管制之方式。問題複雜。粗率看來。當一切趨於穩定之際，即國家這一觀念與馬克思主義的定義都可能因著中國而改變它們習慣上的面具。很明顯的，中英處置香港的妥協方案算是得體，乃是因為它處理這問題時將之視作後面一個更大問題之一部。當中有地理與文化之影響，而不僅經濟與政治。
英法聯軍
本書之敘述，尚要回到19世紀之中期。
南京條約簽定之後10年，感到更不滿意的不是戰敗國而是戰勝國。和約將中國之商業開放，可是商業有賴於雙方自願的和積極的參與。假使通商口岸的居民受官僚的鼓勵對外來者採取敵視態度，又當如何處置？假使中國商人與外商訂約，卻又違約而逃赴內地，不在領事職掌之內，又如何處置？外商如何抗議，要是他們照規定關稅付稅，內地的官吏卻在同貨品上科以昂貴的轉口稅？關於鴉片貿易，問題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