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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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椋�梢運凳悄釒畈煌�Ｄ�5次，鄧小平大都是為了革命輾轉路過，是冒著生命的危險的。
在中國革命的歷程中，除了遵義會議之外，恐怕沒有哪一次會議像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樣，對中國前途命運的重大轉折有著決定性之意義。有人說這標誌著“鄧小平時代”開始了。
沒錯！75歲的鄧小平把1979年元旦稱為“一個不平凡的日子”，並且他還把這概括為三個特點：一是全國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了；二是中美關係實現了正常化；三是把解決臺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提到具體的日程上來了。這一天，在鄧小平的授意下，還發表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告臺灣同胞書》。緊接著，20天之後，鄧小平選擇大年初一，出訪美國。這一切，都表明中國開始著手解決臺灣、香港和澳門問題。
早在1978年，根據鄧小平的指示，中央成立了港澳領導小組，並同時設立國務院港澳辦公室，直接管理港澳工作事務，由廖承志任港澳辦主任。
而鄧小平早在“毛澤東時代”就是中國關於香港問題的主要談判和決策者之一，和英國領導人很早就有過密切接觸。
這就還得說一說英國前首相希思。希思是英國保守黨領袖，1970年出任英國首相，1974年後多次訪問過中國，和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都有過接觸，尤其和鄧小平交往比較多，情趣也比較相投。中國和英國是在1954年6月建立代辦級外交關係的，1972年在希思擔任首相期間，外交關係升為大使級。他下野後繼續為進一步改善中英關係而努力，特別是在中英談判解決香港問題的過程中，穿梭於兩國之間，做了大量的工作，為香港問題的解決做出了貢獻。
在一次會面時，鄧小平跟希思聊天說：“我們見面很多，不但在很多問題上的看法相同，而且也都是運動員。”希思笑著回答說：“是這樣的。”接著鄧小平又補充了一句：“一個是體育運動員，一個愛打橋牌。”可見他們關係的密切程度。
鄧小平和希思第一次見面是在中南海毛澤東的書房。時間是1974年5月25日。鄧小平和周恩來等人一起陪同毛澤東會見來訪的英國首相希思。在這次會談中，領導人最後談到了香港問題。
毛澤東說：“剩下一個香港問題，我們現在也不談。”說著，毛澤東回頭問坐在身旁的周恩來：“還有多少時間？”
周恩來迅速準確地回答道：“……是1898年租給他們的，租期99年，到1997年期滿，到現在還有24年。”
“到時候怎麼辦，我們再商量吧。”毛澤東一邊說一邊揮了一下手，指著坐在不遠的鄧小平等人說：“是他們的事情了。”
8年後的1982年4月6日，希思為了香港問題專門再訪中國。此時毛澤東、周恩來都已經逝世。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人物，鄧小平會見了他。這一次，希思是以民間使者的身份來到中國的，他要在英國政府準備同中國政府即將討論解決香港問題之前，先行一步來摸摸中國的底。
會見中，希思回顧了1974年5月毛澤東會見的情景，對鄧小平說：“那次你也在座，當時毛主席和周總理說，反正要到1997年，還早呢，還是讓年輕人去管吧。現在離1997年只有15年的時間，你是如何考慮在這個期間處理這個問題。”
時間緊迫。這次希思有些著急了。實際上比希思更著急的是英國政府和英國各方面的人士，也包括香港各方面的人士。因為國際上的投資都需要有15年的穩定。香港的前途未卜，他們焦慮的是否要繼續在香港投資。中國在香港問題上的態度如何，香港問題能不能解決好，這是最關鍵和決定性的因素。對投資者來說，這種擔心是可以理解的。
作為朋友，鄧小平很坦誠地告訴他說：“我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香港的主權是中國的，還有新界，包括整個香港，過去是不平等條約，實際上是廢除的問題。如中國到時不把香港的主權收回來，我們這些領導人也交不了賬。”
在談到投資問題時，鄧小平明確表示：中國要維護香港作為自由港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響外國人在那裡的投資，在這個前提下由香港人來管理香港。
實際上鄧小平的這個態度早在3年前就已經明確地表達過。
那是在1979年3月29日上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會見了來訪的香港第25任總督麥理浩。麥理浩是應中國對外貿易部部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