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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必須”選哪個？當然是以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重。
葉帥親自同我們有關幾個人談話。醫生反映病情，葉帥沉重痛苦地說：“為了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現在不能提及此事”。這個“事”就是指給總理作胃腸鏡檢查，以便及時找到出血的腫瘤，儘快切除。
葉帥下這個決心確實痛苦，他兩眼潮溼地命令我們：“要想盡一切辦法，無論如何也要保證總理安全回來。”並且確定說：“衛士長作這次護送的總領隊。”
出發前，我們研究了各種防範措施。我作總領隊，同行還有衛士高振普和一個醫療小組，小組成員包括心血管病專家方圻，泌尿科專家吳德誠，總理保健醫生張佐良和護士徐奉生。大家都高度重視這次任務，決心保證總理安全回北京。
12月23日中午，我們來到西郊機場。總理原計劃與王洪文同機飛赴長沙，可是我們到了機場，王洪文還沒到。當時我就火了。王洪文是個小年輕，本該他提前到機場等總理，現在卻讓總理以古稀之年，重病之身，冰天雪地在機場等他？豈有此理：萬一出了事誰負得起責？
我給王洪文那邊掛電話，原來他是睡過了頭，還沒起床。這是決不能等的了。我就含糊對總理說：“王洪文坐另一架飛機走。”
這樣，總理不再等，由我們護送上飛機，於下午2點左右到達長沙。
一下飛機，總理就問前來迎接的幹部：“王洪文到了嗎？”
“在北京，還沒起飛。”這位幹部回答。
“他睡覺睡過了時間。”我到這時才說明。
王洪文下午5點多才到長沙，晚7點半左右，總理和他一同去見主席。那時王洪文是黨的副主席，毛澤東在發動“文化大革命”時，左手指的那一排“煽風點火”者，如今王洪文是代表；右手指的那一排“救人於水火”者，總理是代表，兩派政治力量的代表同時去向主席彙報。我那時感到，毛澤東一再呼籲“聯合”，“團結”，就是想讓這兩派力量團結，但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我們守候在門口休息室，兩個多小時，談話就結束了；總理一身輕鬆，毫不顯累，臉上掛著微笑。王洪文對總理也表現出客氣、尊重和禮讓。於是，我知道這次談話是順利的了。
總理照主席的意思，在長沙逗留了5天，前面講過，12月26日那天，總理還請我們陪送人員及軍區、省上的幾位負責同志吃飯，當然是他自己掏錢請客，為主席祝賀生日。第二天，我們就護送總理安全回到北京。
1975年1月13日，周恩來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代表國務院作政府工作報告。這是他最後一次作政府工作報告，並且由此開始了一系列的“最後一次”。我在後面將一一講到這些“最後一次”。
總理在報告中，曾有一段話提高了聲音，這段話是：“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始終認為，這是總理生前留給全國人民的最後的也是最重要的政治遺言。
四屆人大開過之後，總理病情急劇惡化，經腸胃鏡檢查，接近肝部位的大腸內有一腫瘤，3月底作了第3次大手術。
包紮刀口時，躺在手術床上的周恩來緩緩睜開了眼。他黯然的目光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牽動幾下。
醫務人員忙把頭俯下去：“疼？”
總理閉上眼，表示否定，旋即又睜開。嘴唇開始翕動。醫務人員忙把耳朵貼近那張失去血色的嘴。
“叫……叫李冰來。”
剛出手術室的李冰同志聽到召喚，忙回到手術床旁，朝總理俯下身去。
“李冰，”總理訥女媧著叫。
“嗯。”李冰應一聲，把耳朵貼過去。她感覺到總理撥出的熱氣和艱難吐字的聲波：
“雲南，錫礦工人，肺癌發病情況，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你們，要去解決……這個問題。馬上……去。”講完這句話，總理鼻凹處已經沁出汗來。李冰眼圈紅了，用力點點頭，啞聲說：“我就去，請總理別說話了，千萬要好好休息。”
她不敢多停，匆匆退出手術室。剛出門，猛地一把捂住嘴，淚水立刻像小河一樣淌下來。
這次手術後，總理明白自己的時間確實不多了，第二天就開始工作。讓我和小高為他念一些國際簡報、國內動態、大參考和參考資料。有時鄧大姐來了，就由鄧大姐為他念。周恩來組織紀律觀念極強，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