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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3點至1974年3月7日中午12點半：
……他工作12小時後，發生缺氧病狀，體力實在支撐不住了，躺到床上吸氧，邊吸氧邊批看檔案達9個半小時……1974年5月6日下午4點至8日凌晨4點半：
他連續工作18小時後，剛睡下40分鐘就被叫到釣魚臺……以後又工作10多個小時，一直到8日凌晨4點半。
他又出現嚴重的缺氧病狀，這已經是第4次了……
周恩來的一生可以說都是在這種連續的大工作量中度過，本不足為奇。但是1974年這5個月不同，他的病情已相當嚴重，每日大量便血，多的時候能達到上百cc，就像直接便血水似的，看著驚心動魄，忍不住淚。他以古稀之年就是這樣一邊輸血吸氧一邊便血堅持著健康人無法負擔的工作量。當時衛士和醫務人員累病三四個，都是比他年輕二三十歲的健康同志，又是輪班跟隨他他怎麼能不累倒呢？
從這個意義上講，總理確實是累死的。
總理也曾講過傷感的話，我聽到過3次：
他曾望著整日辛勞的花工老周師傅，用一種苦澀的聲音感嘆：“唉，咱們西花廳就是我們兩個姓周的人最辛苦了……”
他曾坐在馬桶上批閱文電急件，一小時完不了，終於嘆口氣說：“我成了一個語文教員，天天在那裡改卷子……”
有一次開會後，坐車回西花廳。車停好後，他幾次動不了身，鑽不出車，內我們把他扶出車。下車離辦公室只有30幾米的路，他自己都走不了，需要我們架著他走。
“我太疲乏，”總理歉意地望望我們，身體虛軟地下墜著，我們不得不盡力架住他。他臉上掠過一絲淒涼的笑：“讓我喘息一下……”
“總理！”我輕輕叫一聲，趕緊扭開臉。我實在無法忍住流淌的淚。記得每位新到總理身邊工作的同志，都要聽到鄧大姐——聲：囑咐：“總理走路很快，你們要跟緊，不要跟丟了。”
那個走路生風，行動敏捷灑脫的總理哪裡去了？現在他已經無法獨自走完30米……
“好了，我們走。”總理喘息片刻之後，小聲吩咐。我們架著他進屋，要扶他去臥室，他墜著身體不肯去，氣虛地說：“到辦公室，去辦公室。”
我不再掩飾淚水，兩眼溼漉漉地望著總理灰白色的臉孔哭道：“總理，求求你了，休息休息吧，恢復一下體力……”
“你叫我什麼？總理。”我們那親敬可愛的好總理，他一句一喘地望著我說：“總理、總理。我是這個國家我是全體人民的總理啊，現在國家這個樣子我不管誰管？我怎麼休息得了啊……”
就這樣，我們把總理架到了辦公桌前。他兩手抖抖地拿起辦公袖套，我們忙幫他套好，然後扶他在辦公椅上坐下來……
總理這樣拼命操勞，首先是為了維護國家使之免遭覆滅；同時為了不使領導權落入江青一夥人手中，為了遏止來勢兇猛的“批林批孔”運動不要再度演變成“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樣動亂不堪的局面。
從1973年冬開始，由於大量便血，總理每半月或一月就要接受一次輸血。有一天下午6點多鐘，王洪文讓秘書來電話說，晚上要開政治局會，要總理確定時間，“以便江青同志那裡好安排其他事情”。當時總理正在輸血，電話是秘書紀東同志接的，他說：“總理正在治療，可否半個小時後再商量？”
片刻，那邊請示了王洪文，回答說：“必須立刻定下來。”
連毛主席找總理還要問問總理是否休息？如果休息就過兩個小時再找。可是這些“得志便猖狂”的“爆發戶”，就是這樣狂妄不可一世。我們只好悲憤地看著醫護人員為總理拔下了輸血的針頭……
到1974年的5月底，周恩來身體已經極度虛弱，隨時可能發生休克。在辦公桌前只要一坐就站不起身了，非有人攙扶不可。
但他仍然堅持按原定計劃於5月29日與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舉行正式會談，討論兩國建交問題。當時醫務人員就守候在門外，隨時準備搶救。31日，他又同拉扎克分別代表本國政府簽署了中馬建交公報。人們見到的周恩來仍然是那麼安詳穩重，從容不迫。可誰能知道，他是接受輸血後才進行了這次重大活動。
簽字後，總理向秘書口授了“6月1日後對送批檔案的處理意見”，將各項工作都責任到位地作了具體安排。
1974年6月1日，周恩來把桌上所有檔案都清理完畢，交待清楚，然後在我們的攙扶下立起身，摘下了套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