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聖壇的周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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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總理太忙，按我們的安排連三兩分鐘時間也抽不出來，那就通知人大會堂或有關人員準備幾個素餡包子，在總理從一個會場趕去另一個會場時，拿在手裡邊走邊吃。特別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總理邊走邊吃的情況幾乎天天都有。

如果遇上突然的情況，臨時增加的活動，總理吃不上面包、素餡包子，喝不上玉米麵糊糊或麵條，那就“餓了糖也能充飢”。他多次吃兩塊糖作一頓飯，或條件允許時要一把花生米或煮黃豆當飯。這種情況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更多了，那期間總理能正經坐在餐桌旁吃飯的時候可以說連五分之一也不到。且不說我們身邊工作人員，就是偶爾接觸總理的領導幹部也無不發現了這個問題。鐵瑛曾經掉過淚，他就親眼目睹了總理要一把花生米，邊吃邊喝茶，這一把花生米就頂了兩頓飯！

我們不會掉淚。因為天天見，天天是這樣。如果哭，淚也早就流乾了……

總理吃飯有三忌，這是不同於忌吃帶翅膀的飛禽的另一種忌。

一忌公私不分。

西花廳院子裡有不少空地，老花工周師傅便利用來種了豆角、白菜、蘿蔔、茄子之類蔬菜。到了夏季，各種菜蔬陸續下來，大家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請總理嚐個鮮。

那天，衛士姜貴春給總理端飯，上豆角菜時，順嘴說一句：“這是咱院子裡自己摘的豆角，很嫩。”

總理條件反射似地閃出警覺的目光：“給錢沒有？”

“自己種的，往哪兒給錢？”姜貴春納悶、驚奇，搖一搖頭：“沒處給。”

總理緊跟著搖頭的姜貴春搖頭：“你說的不對。公家地，公家水，長出東西就全成自己的了？回頭你算算清，吃了多少豆角多少白菜，按市價該是多少錢，把這筆錢交了，分兩部分交。一半交機關，是土地和用水錢；一半分給花工，是花工勞動所得。”

姜貴春回來一講這個情況，我們都服氣：這就叫公私分明。

也有不大服氣的時候。

我跟隨總理參加了第一次日內瓦會議。那是1954年，像我這樣自小跟著共產黨長大的人，既有政治上的無比堅定性，又有思想上的侷限、狹隘和教條性。用現在青年人的話講：沒見過世界還整天談世界革命。1954年的國際兩大陣營的對立正尖銳激烈，在我腦子裡，不是太陽就是月亮，不是光明就是黑暗。所以，一旦接觸高層次的談話，諸如聽到周恩來說“資本主義不是鐵板一塊”，“社會主義也不是鐵板一塊”時，誰能想象我是怎樣的驚訝，目瞪口呆啊！

最讓我目瞪口呆的是英國首相艾登在一家旅館請周恩來吃飯。前後上了三道菜：炸牛排是最好的，剩下兩道也就是土豆白菜之類的水平。首相請總理吃飯才三道菜，簡直無法相信，小器到家了。

更讓我驚訝的是，總理居然大誇英國首相，回國後還到處為這個“敵人”作宣傳：“你看人家首相吃飯就三道菜，夠吃就行，從不那麼講排場。他們請客都是自費，公私分明，不搞奢侈，這點非常好，值得我們學習。”

現在說這種話可以時髦了，50年代說這種話可不得了，也就是“久經考驗”的總理這樣講沒事，換成我們哪個說這種話，肯定落個“經不起考驗”，立刻能成反革命。抓起來關兩年算輕的。

那時，以蘇聯為榜樣，所到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宴會多，排場大，氣氛熱烈。而資本主義國家的領導人，都很平淡、小氣，吃東西隨便簡單。總理顯然是贊成英國首相不贊成蘇聯。他給自己規定：請客自費，吃飽吃好就行。

身為總理，周恩來宴請客人的時候很多。國宴、政府宴會，那是國家和政府拿錢。如果是總理以個人名義請客，無論是在家宴請在外宴請；無論是宴請工農兵代表，身邊工作人員，還是宴請國務院各部委領導，各省市自治區來的客人、親友，或者是宴請外賓、國際友人，總理一概是自己掏錢。

總理2級，鄧大姐6級，在當時來說工資都不低。他們的錢是由我掌管；我管大帳，管理員管小帳。他們除了工資收入，沒有任何其他收入。因為稿費總理和大姐從來不要，一律交公，交幫助整理文章的同志。總理逝世後出版的文選，曾給鄧穎超2萬元稿費，鄧大姐把這2萬元稿費都贈送給了延安。總理在世時親筆書寫的稿子，稿費來了就交機要組秘書保管，根據工作人員的家庭情況支援生活困難的同志。

總理的收入只有工資，這個帳就好算了，他定期檢查帳目。每月拿出100元救濟生活困難的親屬，根據身邊工作人員的情況，隨時發話叫我們拿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