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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聖壇？
所謂請下“壇”，其實就是他們回到人間，回到塵世；不但可敬，而且可親。他們的偉大、高尚、英明，絕非可望不可即。他們生前不曾須災離開人民，他們死後，精神融於民眾，決不該成為人民頂禮膜拜的偶像。
比如，在我們5千年的文明史中，“禪讓”是受到最高讚譽的大公無私的聖人之舉；沒有幾個人能做到，所以也沒有幾個敢稱聖人。
於是，便有許多人聯想到周思來，或明確或含蓄地講：周恩來不當一把手（帥），不當二把手（接班人），甘當三把手，這是偉大的謙虛。
這些人可以列舉許多例項，比如遵義會議。說20年代和30年代初，周恩來在黨內的名望和職務都高於毛澤東，他用自己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威望支援毛澤東，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自己甘願做他的助手，這種謙讓精神貫穿了他的一生。
我的觀點不同。周恩來無疑是謙虛的，這表現在他的不恥下問，善於向別人學習；表現在他的民主作風，勤於聽取群眾意見；表現在他總是樂於自我批評等等，而不是表現在不當一把手，也不當二把手。
有人說偉大的謙讓，就避不可免被另一些人說成是“明哲保身，勇氣不足”。甚至歸結於“紹興文化”的影響。說紹興的文化人不應科舉，不作縣令，只作師爺，以致於中國“無紹不成衙”；人們說師爺往往不說師爺，而說“紹興師爺”。周恩來的祖父、外祖父都是當師爺出身，說他們的處世哲學避不可免地對周恩來有影響。
我的觀點是：周恩來不當一把手（帥），不當二把手（接班人），在“宰相”位置上鞠躬盡瘁27年，並可由此上溯至紅軍戰爭時期，從那時起他就一直是處於主要的輔佐位置，被許多老人比喻為“軍師”，事實上的“總參謀長”，這一切都不能叫作偉大的謙讓，而是偉大的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明。
周恩來明智地說：“我不是帥才。”
明智決非明哲保身，不明智只是匹夫之勇。
匹夫之勇不是勇；是魯、是莽、是愚。
最大的勇敢莫過於看清事實而敢於實事求是。
王明、張國燾不是帥才強要作帥，結果一個跑去蘇聯，寄人籬下；一個投降國民黨，仰人鼻息。又何以論勇氣，逞英雄？
周恩來不是帥才。
我曾經難以容忍這個觀點或這句話，以為這是對我心目中至聖至偉的周思採的莫大侮辱。現在，我首先公開說出這個觀點這句話，可能要遭到指責、批判，但我堅持說：這是事實。我勸那些容不得我這個觀點這句話的好心的同志想想我曾想過的問題：
如果我說雷鋒活著也不適合當軍長、師長，你怎麼想？
讓科學家去種地，去打掃衛生是錯誤的，那麼某省一度讓農業勞動模範去當公安局副局長能是正確的嗎？能是真正愛護這位勞動模範的明智之舉嗎？
班長這個位置並不影響雷鋒的光輝。
我們難以改變的一些舊觀念才往往好心幫倒忙，愛得深卻不會愛，反而損害了心中深愛的人。
毛澤東能夠領導全黨全國人民成就開天闢地之大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知人善任。處於新中國權力頂層的領袖人物，曾被老百姓簡化成：毛劉周朱陳林鄧。毛澤東對他的這些戰友、同事。是怎樣的看法和評價？
國家經歷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想陳雲，講了“國亂思良將，家貧念賢妻。”又講了曹操敗於赤壁，思念郭嘉的故事。
毛澤東讓林彪當接班人時，講了“為要打鬼，藉助鍾馗。”
對另外4名戰友，毛澤東在莫斯科有個談話，分別作了評價。
那是1957年11月，毛澤東在莫斯科參加世界共產黨代表大會，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這兩個會議，主要的活動是會前的雙邊、多邊接觸，主要是中共與蘇共的談判，協議有了才好開大會。
那是赫魯曉夫第四次來陪毛澤東用餐，餐桌上談得仍然不愉快。離開餐廳，來到會客室，毛澤東轉了話題，撇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通報中國黨的情況。
“我準備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了。”毛澤東望著赫魯曉夫，語氣莊重。
赫魯曉夫並不感覺意外，因為1954年毛澤東就講了不想當國家主席的話，他討厭諸如迎送國家元首，接受各國大使遞交國書一類國事活動。半年前，伏羅希洛夫訪華，毛澤東再次表明不當國家主席的決心，伏羅希洛夫帶回了這個資訊。
“有人接替嗎？
